凯博文：医疗系统的核心应该是照护，而不是利润 | 专访(2)

界面文化：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我们读到了许多关于医学问题的非虚构作品，采访了一些作者。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公共卫生和护理系统濒临崩溃。你的研究和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的研究都揭示了照护危机是过去几十年医疗改革的产物，医护人员在平衡工作量和患者的情感需求方面苦苦挣扎。在你看来，经历新冠大流行之后，我们对照护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凯博文：新冠大流行让我们格外关注起照护问题。长期以来医学已发生了变化，一个严峻问题是人们对医学的实践方式越来越失望。在中国，医患关系问题的讨论至少持续了20年，有趣的是，这个问题似乎只影响西医，而不是中医。为什么人们对西医如此不满，对中医却没有那么多不满？

美国人的不满与医疗系统限制医生的问诊时间有关。20年前，医生有更多时间与病人相处，如今他们遭迫增加接待人数以提高机构效率。人们以追求效率的方式牺牲高质量的照护，这是因为医学在美国越来越成为一门生意，患者遭视为利润中心。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发展方向，效率有利于医学的商业运作，却毁了医学的质量。当我在1960年代进入医学领域时，医学不遭视作一门利益丰厚的生意，而遭视作一个致力于减轻他人痛苦的职业。

在中国，你们有更好的方式来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中医的医学实践完全不同，它花费更多时间、更缓慢也更人性化。这些要素曾经也属于生物医学，但它们似乎已经消失了。把生物医学变得像工厂，这是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医学危机。

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归医学的本质，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照护。你不可能在五分钟之内接待病人、落实诊断并给予治疗。即使在美国平均问诊时间是12分钟，这仍然太短了。你需要时间来了解你的病人，了解病人的问题，思考如何组织有效的治疗。

中国的医疗体系与美国不同。美国有初级保健系统，患者首先去看初级保健医生，然后再去医院；在中国，很多人避开了初级保健系统，直接去医院。所以医院往往人满为患，医生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与患者交流，他们不可能在五分钟之内提供好的照护。美国的问题是另外一种：从初级保健到三级保健，医院的费用非常高，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你会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即使你有医疗保险，医院也会施压希望你尽快出院，你可能在仍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出院。我们的医疗系统是如此复杂，很多你在中国看病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美国都必须自己解决。

界面文化：曾经有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大多数医生无法为患者提供情绪劳动，患者应该调整自己的态度和期望，更好地利用五分钟的就诊时间，比如只提与病情相关的封闭式问题。在你看来，如果导致医生缺乏问诊时间的系统性问题难以解决，患者是否应该降低对照护的期望？

凯博文：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首先，医生不应该如此忙碌，医生应该有合理的病人数量，有足够的时间问诊，有临床上有用的技术。在美国，电子健康记录非常糟糕，医生很有可能一直背对着你，在屏幕上查看你的血液检测结果，这些信息应该是自动且一目了然的，这样医生就可以面对患者了。没有面对面的交流，就意味着医生没有承认病人是一个有需要且有权利告诉你TA的需要的人。事实上，如果病人不告诉你问题是什么，你无法提供良好的护理。在美国，当医生问患者“你有什么病”，患者有17秒的时间，没有人能够在17秒钟内用合适的语言说清楚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你需要用几分钟讲述一个关于疾病的简短故事、你与疾病的关系，然后医生继续问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我认为这种观点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我们应该以患者为中心，而不是以医生为中心，患者的痛苦比医生的痛苦更重要；其次，医生需要有人性，有同理心，需要温暖和专注，以便从病人哪里获得足够的病史，做出好的诊断，否则你可能会做出一个不相关甚至错误的诊断。医生的个性会影响护理质量和相关结果。

多年前，我列出过8个我认为医生应该问患者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简化为三个方面：你认为问题是什么，你对它有什么担心，以及你想要什么。花一点点时间来问这些问题，就能把患者放在中心位置，然后医生可以就特定的病状及其治疗方案提出一些究竟问题。此外，医生向患者解释问题并给出治疗的理由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