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女性比作动物和甜点，是父权制的语言学证据(4)

但是，之所以女性倾向的侮辱性词语如此令人难以抗拒，除了它们具有语音愉悦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中的大多数词语不再遭视为是完全贬义的。这要完全归功于词语的“收复再定义”，即人们主动地重新定义某些词语，彻底改变其含义及感情色彩。“收复再定义”最成功的词语出自文化中最受压迫的群体。

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意为通过有组织的抗议来争取妇女选举投票权的女性。2015年的电影《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讲述的就是20世纪早期，英国女性为争取选举投票权而不懈斗争的故事——译注]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遭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融易新媒体消息，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

《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电影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rape culture，这一概念最早形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指的是把强奸等性暴力视为常态或漠视其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该社会环境倾向于宽容理解施暴者、指责受害人，强调的不是如何制止强奸者施暴，而是告诫女性如何避免被到强奸——译注）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t Walk）。

在互联网时代，模因（memes）——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符号——也推动了将一个词的所有权从施暴者转移到受压迫者手中的过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nasty woman”（恶毒女人）。在2016年的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全世界都听到唐纳德·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nasty woman”。不到24小时，这个短语就迅速遭制成了gif动图、印上了一系列马克杯（我就有一个），还成了美国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的数字筹款活动名称。这群“网络暴民”只用了大约一天的时间，就成功地从最先说出“nasty woman”的男人那里抢回了这个短语。这种时候互联网真是酷爆了。

《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
[美] 阿曼达·蒙特尔 著 李辛 译
明室Lucida·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6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第一章，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