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普利策奖得主埃尔南·迪亚斯：金融事务对女性的排除旷日持久且有意为之(3)

话虽如此，我身上有一部分当然对这些话题是有兴趣的。当你书写美国的资本时，肯定会涉及到不平等问题。“特权”（privilege）是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中出现的词语，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我希望这本书以一个包含“特权”的句子为开头，因为这本书就是讲述特权的——金融特权、性别特权、种族特权。

界面文化：在金融家安德鲁·贝维尔的自传里，很多段落都让我们想到几十年来在美国社会和许多其他社会深入人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埃尔南·迪亚斯：没错。虽然我不是一个历史小说家，我依然在写作时做了很多研究去了解我笔下的那个时代，阅读了很多一手史料。唯一的例外是，我也读了很多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我鄙视这个人）。我希望通过安德鲁·贝维尔这个角色展示那种自由派的（libertarian）、硬核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的腔调：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糟糕的、社会福利让人懒惰、对投资人和股东好的东西对全社会来说也是好的、涓滴经济学、对亚当·斯密的原教旨主义理解、放任自由的市场逻辑等等。我把这个作为靶子，是因为我认为这是美国社会的痛苦根源。这是这本书中最明显具有政治性的部分。

03 厌女跨越阶级和意识形态

界面文化：艾达这个角色也很有趣，她是一个意大利裔二代移民。我们知道在美国移民史中，意大利人曾是欧洲移民中最受歧视的群体。这个移民故事的深意是什么？

迪亚斯：这本书中出现意大利元素有几个原因。首先，我有一半的意大利血统，我的母亲来自意大利，我至今仍然有意大利护照。我是作为移民来到纽约的，当然我的移民过程是很舒服的，我获得了奖学金，在纽约攻读博士学位。当你书写一个发生在纽约的故事时，你不可能不写移民。书写意大利移民的故事是我思考我的过去的方式。我的曾祖父母移民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他们很有可能登上另外一艘跨洋轮船来到纽约，这完全是一个偶然。

自由女神像和纽约市中心的天际线全景图，前景是埃利斯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另外，意大利移民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存在感非常强，融易新媒体消息，他们积极参与联盟、社区和政治组织的建立，但这些组织以一种极端暴力的方式遭打压关停了。其中最可疑的一个案例发生在1927年，许多意大利组织者、活动家遭谋杀、遭处决、遭囚禁，而这段历史完全从美国历史中清除了。《信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讨论谁能够讲述故事，以及历史是如何遭操纵的。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美国有如此深厚丰富的移民史，但在大学里没有人谈论。

界面文化：艾达的父亲面临着双重歧视——他既是意大利人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有趣的是，他似乎代表了事关商业、金融和资本主义的美国价值观的反面。

迪亚斯：你说得对，这个在小说中甚至没有自己名字的角色代表了美国价值观以及美国梦的对立面。对我来说这个角色有趣的地方是，他和金融大亨安德鲁·贝维尔虽然背道而驰，但最终相遇了——美国资本家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都不相信国家。这是一个古怪的悖论，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拥有同一个敌人，他们都认为国家主宰是万恶的根源。这是这两个角色关系中非常讽刺性的一点。

界面文化：而且他们都厌女。

迪亚斯：这是我创作艾达父亲角色的主要目的，我想说明，厌女是跨越阶级和意识形态壁垒的。一个左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家庭政治当中依然非常反动、保守、厌女。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界面文化：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常常说阶级、性别和种族构成三种主要的社会冲突，它们都在《信任》中出现了。如果说这是一部讲述美国故事的小说，那么美国社会最显著的冲突是什么呢？

埃尔南·迪亚斯：我认为种族是引发最多痛苦、最隐形、夺走了最多生命的冲突。另外，如今对女性的压迫在美国进入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阶段。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将女性降级为二等公民，她们遭剥夺了生殖权利，不再有全面的身体自主权，仅仅想到这一点就让我火冒三丈。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会让许多女性失去生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阶级不平等当然也是一个美国社会非常严峻的问题，而我认为解决方案其实是有的，就是合理的税收，但没有人有动力推动政策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