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金雯：年轻人对爱的幻灭，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政治的一部分(4)

写情小说与媒介文化的发展相连，与此时大众文化的勃兴互为因果，也与具有变革抱负的仁人志士使用大众媒介实现政治诉求的意图相关，这与18和19世纪英语世界及法国很相近。19世纪的日本也有类似现象，森鸥外等浪漫主义小说作者同样引发了大量的哭泣和文化反思。 

界面文化：讲到情感和媒介的关系，有时候也会惊讶于当下人们的情感需求之强，这会表现在视频的弹幕里，即使是看吃播也会发出寻求同好的弹幕。

金雯：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满足人们自恋的情感，以此转化为成功的商业模式。18世纪感伤小说泛滥时，人们以流泪标榜自身的道德水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善心来感动自己。事实上，融易新媒体消息，当时就有人意识到这点，批评仁慈之举和热泪。

18世纪初法国作家马里沃有一部小说叫《同情的奇怪效应》，专门设计暴力色情和悲情的段落，用来刺激读者的情感，并反讽他们同情中内含的自恋。不过，话说回来，大众媒介也可以遭创造性地使用，促进每一位观众梳理、挖掘自身遭掩盖和伪装的晦暗情感。

我不久前在一次飞行旅途中终于看了贾玲编剧的《你好，李焕英》，印象中这很可能是一部庸俗的煽情电影，但看了以后我觉得其中煽情的点其实非常高级，观众很难知道自己为什么流泪，在反思泪水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智识满足，也会因为更透彻地了解自身情感而疏通内心。电影中有一个舞台表演场景，沈腾扮演的厂长儿子和贾玲扮演的穿越到妈妈年轻时代的女儿表演二人转，试图引发观众的欢笑，两人出尽洋相还是被遇冷场，却在狼狈不堪颜面尽失的那一刻突然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台下爆发出哄堂大笑，贾玲在影片中的妈妈也开怀起来。然而，此刻电影的观众却只想流泪，遭自己这突如其来的泪水惊讶。

这个场景内外的情感深邃复杂极了，这两个人物勉强出丑的羞耻之情和不惜折损尊严只为博所爱之人一笑的无私情感互相交织，既猥琐又崇高，喜剧在这一节点无声地向悲剧转折。这样的大众文化我不反对，反而很钦佩。

界面文化：你在《情感时代》里写道，启蒙时代一方面承认情感的重要性，构建以身心关系为基础的普遍人性，另一方面也滑向了为人类划分等级的理论工程。可以再讲述一下情感与启蒙的关系吗？

金雯：现代社会的诞生一定会伴随情感地位的提升。人们要自主地构建美好的生活，就必须要使得情感为改善社会秩序所用。启蒙时期的情感理论试图挖掘和肯定人的普遍善意，以此为人类社会奠基。亚当·斯密认为，同情是人共有的情感，是人类所有情感的基底，所谓同情就是通过观察想象再现他人的能力，也同时是与他人保持情感强度一致的天然倾向，同情是“道德情操”的最根本体现，是普遍道德观念的前提。斯密的情感理论与他的自由市场理论一致，正如市场遭不可见的手调控，人和人之间也遭不可见的天然倾向调控。

另一方面，虽然启蒙思想构建了普遍人性，却也不得不面对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在文化多元性的语境中重新审视普遍人性理论。在康德早期的《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中，康德对不同民族的情感和审美禀赋做出了区分，这种思想在他后续的著述中遭大大弱化，但仍然留下了许多痕迹，也使得康德不仅成为启蒙普遍主义——为人类社会整体制定规范性的道德、审美和法权观念——的旗帜，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现代种族思想。

当然，18世纪对各民族文化多元性的解释并不单一，法国的孟德斯鸠认为民族差异主要与政治、法律制度差异有关，不能遭归结于某种自然的情感禀赋。但是，无论怎么说，18世纪的普遍主义和民族差异论之争与情感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