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相比推理，中国人更喜欢权谋；相比真相，中国人更爱说“难得糊涂”(5)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日本二次元作品中，男性头脑+女性身体是更常见的侦探+助手组合，《名侦探柯南》和《神通小侦探》都是这样，这种组合也影响了很多中国的侦探剧。这是不是一种超越了文化习俗的反例呢？我觉得不是。因为“男性是逻辑的，女性是直觉的”，是与“男性是行动的、女性是遭动的”同样强大的观念惯习、性别刻板指认。总之，这些观念总是充满争议，但它们都足够强大，也都会在类型文学中发挥作用。

界面文化：推理小说的正统和主流是本格推理，以逻辑至上的推理解谜为主，注重诡计。在你看来，本格本身的魅力在于哪里？它的局限又在何处？

卢冶：本格的魅力在于单纯，专注于一个特定情境下的谜团本身的解析，特别是逻辑流，像艾勒里·奎因的作品，因与果如何环环相扣、层层演进，你真的能享受这种逻辑推理带来的快感，那种快感的核心是来自掌控生活的欲望。但是，我们的人生看上去常常是反逻辑的，它像我们自己的思想一样纷繁复杂，无法掌控，我们也并不是按照最优解来生活的。逻辑流推理致力于解决后期奎因问题，也是因为逻辑本身有假设性的条件限制，这最终会导致矛盾，就像欧几里得公理也要在假设之下才能成立一样。

我想，这也就是唐诺先生并不喜欢本格推理的原因之一。本格推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真空场所，它就像美丽的钻石，有特定的适用场景，它是遭研磨出来的，多数时候你不能拿它来当研磨工具。但它具有欣赏价值，并且，有些特殊时刻，哈！它还真可以拿来当研磨工具！  

界面文化：书中谈到，侦探思维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有了它，思绪可以跨越一切学科，你在书中把孔飞力写《叫魂》、巫鸿写艺术史都算作是推理。这让我想到唐诺在《八百万零一种死法》谈到的“问题意识”，他说，绝大多数类型小说——甚至是大部分正统小说——其实没有真正的疑问，只有设计性的悬疑，只有情节的暂时空白悬宕。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问题和问题之间，推理和推理之间质量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卢冶：用孔飞力、巫鸿都是在强调侦探思维是一种发现和分析问题能力，一种人文学科研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如果从学术的观点去定位问题意识，它可能会遭简化为一句话：研究现状与研究预期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困惑，正如福尔摩斯在《银色马》中的名言：狗为什么不叫呢？——从问题意识的这种结构特性来说，本格侦探的问题意识和一个历史学者、美术学者的问题意识可以完全相同，都是在发现对象中不对劲的地方，从而去解读它。

唐诺的说法，我会部分认同。一种观点认为，和铁伊、布洛克等人比起来，阿加莎的人性公式是遭设定出来的，它不能套用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它并非来自人类的现实困境，只是约定俗成的文化套路对人性的简单投射，假问题也导致其解决本身成为轻浮的游戏。其实，我受的文学训练也正是唐诺先生所宣扬的观点，它使我养成了一种文学直觉，从我对文本的认知来说，我也会认为钱德勒或布洛克比阿加莎更具文学性。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比如从读者理论来说，从作者已死来说，从后结构主义的世界观来说，不管作者基于什么而创作出文本，从接受和传播的角度，它们都会作用于我们理解现实的不同维度。其实，在轻小说的世界观里，作案必须有合理的、功利性的动机这种说法已经遭推翻了，而对日本轻小说启发更大的作家恰恰就是阿加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