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之后，我有权利不看微信吗？｜编辑部聊天室

126期主持人 | 徐鲁青

整理 | 实习记者 黄东婕

所谓离线休息权，指的是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之外不受数字工具打扰、享有休息时间的权利。下班之后还要干活，已经成为了当代职场的普遍现象，劳动者慢慢接受了线上会议、工作群消息对个人休息时间的侵占。2021年，一位劳动者申请了一项劳动仲裁，要求自己供职的互联网公司支付Ta工作期间的隐形加班的费用——共计600小时，累计加班费20万。

对于从事媒体工作的我们而言，有时也很难判断什么时候是上班、什么时候是下班。你会觉得工作和生活难以划分吗？

林子人：拿阅读来说，我无法回答“哪些是工作要看的书，哪些是闲书”这种问题，因为很多年以来，我的概念里没有闲书，看小说是我的guilty pleasure。

徐鲁青：我们之前也聊过现在的文学营销会喜欢套用社科议题，让人们通过议题去想读一本文学书，这可能也是出于效率的心态——社科类书籍更让人有知识上的获得感。

尹清露：如果是闲书的话，我倾向于不带任何工作心态地上床去读，但是读着读着，我就会下床去拿一根荧光笔、开始划线、开始想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拿来写稿子，进入一种半工作的状态。

董子琪：以你的工作为神圣的职业，这难道不是长久以来遭很多人所推崇的吗？寿司之神的最高境界是“寿司就是你”，而你就是你手里的荧光笔，类似“人剑合一”，这是对工作状态的理想化描述。 

我想讲工作和生活边界的问题。《新闻女王》有一处是佘诗曼演的女主角和年轻小男友亲热，她并不打算让男生留宿，甚至在亲热时也看着时钟，盘算着接下来的时间段要留给工作，男生还在亲她脖子的时候，她已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而观众都很赞许她，认为这是事业脑，男人算什么。如果将工作作为天职的话，那似乎工作与生活合一的方式才是符合道德性的。但是我在最近反思，越来越多的职业性要求是否必然会削弱人性，更多的职业律令要求似乎天然就指向了人情的削减。 

。一些人从事的是神圣的学术志业，他可能是韦伯的信徒，认为学术具有使命，却对生活中的反差视而不见。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在志业上充满使命，并不能保证对生活的朴素事实具有常识，反而那些东西会遮蔽、妨碍、占据你全部的视线，让你成为一个有究竟用途的人，而不是一个常人。当这个志业索取得越来越多，你就如同和浮士德做交易。之前和一位学者聊天，她也抱怨说越来越卷的各种要求让她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困境。没有时间思考是表面的，二十四小时遭占据也是表面的，作为人的内核遭置换才是真的。 

林子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媒体从业者是没有立场去讨论加班问题的，因为加班就是我们从事工作的默认组成部分，我们当中有谁能说从来没有在周末和节假日做过采访、写过稿子呢？最要命的是，时刻准备着进入工作状态，是记者职业伦理的要求和某种信念感的来源。我们深深地相信，突发新闻或社会热点事件会随时出现，那我们的加班——说崇高一点——是在为公共利益服务，因为公众有权利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去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李·麦金太尔的《后真相》让我突然意识到，这种信念以及鼓励这种信念的媒体工作方式也是遭构建出来的。这本书的主旨是讨论我们是怎么进入后真相时代的，其中一个章节谈到了传统媒体的衰落，梳理了美国主流媒体的变迁史，给我们今天谈论的加班话题提供了一个媒体行业的视角。

根据麦金太尔的梳理，在美国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美国的主流媒体大概包括纸媒（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电视网（主要是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这些媒体组成了美国人主要的新闻来源。电视网大概从上世纪50年代兴起，当时的电视新闻是一个主播在每天晚上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向全国播送新闻，类似于我们的《新闻联播》。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来自新闻网的竞争导致很多地方上的小报纸倒闭，但激烈的竞争也促进了报纸的优胜劣汰，使得美国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留下一份质量比较好又比较严肃的垄断性报纸。至于每天只播半小时新闻的电视，则会把大多数精力放到侦查性报道里，除了偶尔插播特别报道，比如战争爆发或是暗杀之类的极端恐怖事件。除此以外，新闻内容基本上是遭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段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