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新闻消息：经侦部门打击网络传销面临这些困难经侦云平台处于空转状态

当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全面普及，我国社会已经由信息时代步入数据时代。与此同时，经济领域违法犯罪在向网络虚拟空间转移，网络化、智能化和虚拟化等特点不断凸显。经济犯罪案件办理已经逐步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网络纵深成为了新形势下打击经济犯罪的策略核心，大数据运用是提升打击成效的关键所在。

2019年，融易新媒体，江阳公安机关成功侦破刷乐宝和四喜微商两起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案件。其中“刷乐宝”传销案，涉案金额4350余万元，是迄今为止泸州发生的最大传销案。该案涉及参与组织、领导的人员多达7000余人，且点多面广，为侦办该案，江阳公安机关付出了巨大努力。笔者以泸州“刷乐宝”传销案件侦办为例，就经侦案件大数据运用面临的困难和对策作简要思考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2019年10月12日，江阳公安机关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动警力及行政执法人员90余人，兵分三路，分别在江阳区佳乐金街、况场高速路口和纳溪区凤凰湖等地挡获泸州刷宝科技有限公司“刷乐宝”传销团伙参与会员140余人，并依法对泸州刷宝科技有限公司骨干人员杨超、向定芬、邹华强等22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经初步调查：2019年5月17日，犯罪嫌疑人杨超、邹华强共同成立泸州刷宝科技有限公司，非法设立“刷乐宝”平台，以高价销售手机等商品和变相缴纳入门费等形式发展会员，以会员级别高低和发展下线数量给予返利奖励为诱饵，引诱会员不断拉人头入会，层层发展下线，不断扩大规模，并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

经侦大数据运用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一是情报搜集主动性弱。“刷乐宝”传销案件线索并不是由经侦部门最先掌握，而是市场监管部门移交过来。这暴露出经侦警力对案件不注重深挖扩线和集群发起，仅仅停留在“见子打子”和“被动应付”阶段，云端数据集群作战局面尚未真正形成。

二是数据导侦认知偏差。经侦民警惰性思想较为严重，对大数据运用不够重视，缺乏主动学习热情，对大数据技能学习存在抗拒心理。

三是情报运用观念滞后。经侦领域大数据运用存在“等靠要”和畏难思想，经常陷入“不想干就不会干、不会干就不干”恶性循环。“刷乐宝”案件中，数据深挖和情报经营过于依靠实战勤务中心和技侦部门，甚至出现“离开拐杖就不能走路”问题。

年龄结构失衡，运用瓶颈凸显

随着经济活动日趋频繁，经济犯罪问题与日俱增。经侦工作警力老龄化导致大数据能力枷锁问题日趋严重。

一是警力不足。以江阳为例，经侦大队在编民警18人，仅占全局警力4%，平均年龄已接近50岁，40岁以下年轻民警仅3人，年龄结构的局限性制约了大数据深度运用。

二是人才匮乏。“刷乐宝”网络传销案件点多面广，关联到财会、税务和计算机应用工作。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暴露出信息应用和数据研判能力低下等问题。

三是平台空转。鉴于经侦警力基础计算机操作水平尚且处于滞后状态，大数据情报应用方面更是寸步难行。据统计，经侦云平台权限开通率达100%，但50%经侦民警不清楚经侦云具体功能和运作形式，40%民警不会使用资金查控平台，85%民警不能操作网联查询平台，79%民警无法利用经侦云进行分析研判，经侦云平台处于空转状态。

情报机制滞后，数据效能乏力

一是获取方式奉行“拿来主义”。鉴于数据情报权限原因，经侦民警对“刷乐宝”网络传销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信息情报研判直接丢给大数据部门，但囿于大数据部门不熟悉案情，研判针对性往往不强，关键线索容易遗漏，造成案件深挖打击成效不理想。

二是数据调取“通道梗阻”。“刷乐宝”传销团伙以合法注册公司企业为挡箭牌，“合法”地在大庭广众视野下“正规运营”。

“刷乐宝”案件线索局限于部门移送阶段，公安机关同相关职能部门数据情报交流缺乏规范制度保障，存在交流沟通不顺和消极配合等问题。三是数据分析情报“深挖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