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企“经营之神”的故事，在中国讲完了

又一轮日企“经营之神”们集中离场——伊藤雅俊、稻盛和夫、丰田章一郎等人物的逝世，让“日企”曾经所代表的神话符号，彻底剥离了当代的语境。

2023年3月10日逝世的伊藤洋华堂创始人伊藤雅俊，享年98岁；一个月前过世的前丰田社长丰田章一郎，享年也达到了97岁。而在去年，稻盛和夫与索尼前董事长出井伸之，也均在九旬前后去世。

这些亲历日本经济腾飞的经营泰斗，在接近极限的自然寿命内，成为日本黄金时代最后的旗帜。他们和上世纪90年代离世的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不同，他们亲历过日本奇迹，也见证了日本经济失落的三十年。

而正是这些人，与中国企业三十年来的觉醒，多少有些藕断丝连。

稻盛和夫、伊藤雅俊们是国内企业家们的活教材，尤其是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模式在中国长久风靡，并与张瑞敏、马云惺惺相惜，在他的一些授课课堂上，狂热的学徒们会为老先生举行庄严的仪式。

伊藤雅俊的7-11，在中国兴起新零售狂潮时，成为无数人研究的样板；丰田章一郎所掌握的丰田精益管理，以及出井伸之所代表的索尼经营神话，均被中国企业主们奉为圭臬。

这些在几十年前让日企腾飞的经营哲学，在随后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中，沉淀为复盘黄金年代的精华，一度成为中国企业的启蒙读本。

然而日企对中国的浇灌，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开始陡峭下滑。

硅谷吸引了中国新型企业们的注意力，日企渐渐不再是被效仿的题材。当日本奇迹的末代企业家们敲响生命最后的晚钟后，我们对完美企业家的想象，也已经和日本关系甚少。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处在腾飞中的日本，在全球化布局中有两条清晰的动线，一是在美国的机电、半导体、汽车上攻城拔寨；二是对中国市场进行重磅的产线和技术投资。

在日企腾飞的80年代，中国仍处在从集约化向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那时候，日本的家电企业成为先锋部队，开始了在中国的投资建厂。

那也是日企对中国企业进行经营科普的时期。

松下在北京成立的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成为首家在华建厂的外国家电企业。随着工厂的落成，彩电、空调等商品在中国开始风靡，日系产品的故事，在当时的消费者和企业当中树立了最初的高端产品心智。

松下的成功，让日立、三菱、夏普、东芝纷纷登陆中国，他们在国内收割市场的同时，也让中国企业了解了日系的产线，但日企的一系列技术专利，又让他们牢牢掌握市场份额，限制着国内品牌的天花板高度。

不过在80年代，国内家电行业还处在发展的蒙昧期，他们更需要的是对产线各环节的学习，以及经营管理意识的跟进，这些日本企业成了被效仿的对象。

当时的海信，信誓旦旦地要成为中国的索尼，长虹则直接套用“松下七精神”之首的“产业报国精神”，不少中国企业通过松下，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建设有了初步的认识。甚至90年代的京东方，其子公司依然在学习和沿用松下的会计准则。

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投入，搭建起了一套消费电子工业的基础产线，为中国后来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最早的基础，而与机器一同运到中国的，还有我们对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等商业偶像最初的崇拜。

当时的稻盛和夫二次创业，建立了第二电电，颇具声望，学者季羡林先生对他的描述是“根据我七八十年来的观察，既是企业家又是哲学家，一身而二任的人，简直如凤毛麟角。有之自稻盛和夫先生始。”

80年代的稻盛和夫，带着企业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优雅地来往于中国各个城市。稻盛和夫在中国的优雅，几乎是当时日本企业家在华面貌的缩影。

盛田昭夫著书《日本制造》，描述自己如何让“日本制造”从最初的廉价代名词变为品质的代表，这一日企崛起案例，对后来的中国制造业来说，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而这些励志的日企故事，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却发酵为一种严重威胁本土经济的危机。

80年代的日本，在汽车、机电和半导体领域开始对美国形成全面压制。稻盛和夫未雨绸缪地在1968年就把京瓷的销售网点开到了硅谷，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美国半导体产业中，京瓷的捷足先登，为日后美国制裁日本半导体做足了伏笔。

1981年，回归美国市场的丰田汽车开始源源不断地下线，和“汽车之城”底特律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了纪录片《丰田入侵》。此时的丰田汽车超越美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