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详解推进新限塑令难在哪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曹明德

《法治日报》记者 赵丽 

《法治日报》实习生 邢懿铭

□ 对话

公众深度依赖塑料制品

缺乏成熟替代品是难点

记者：相比于2007年我国主要针对塑料袋的整治，今年以来“限塑令”整治的范围扩大至一次性塑料制品，除了禁止、限制使用塑料制品，还强调了回收处置、推广替代品等，将按照“禁限一批、替代循环一批、规范一批”的思路，加强塑料污染治理。那么，此次升级版“限塑令”的出台是否会掀起一场“反塑料革命”？

曹明德：这一版“限塑令”显然是加大了对固体废物、塑料制品规制的力度，但它并不足以推动“反塑料革命”的实现。比如，近期大学生大批返校，大家在食堂就餐时多数在使用一次性筷子。而且由于疫情，食堂的就餐要求提高了，座位不够，大部分学生选择将食物带走，又用了一次性塑料袋。另外，我国餐饮行业打包使用的塑料袋、塑料盒，快递行业过度包装的现象仍然需要改善。所以，从现实意义上说我们并没有实现对塑料制品有力的改革，在“限塑令”这条道路上我们其实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

记者：“限塑令”实施至今，综合研判来看，所取得的成绩不太令人满意，除了大超市执行得相对较好，在小商店、小食杂店、小百货店以及农贸市场、集贸市场等场所，依然随处可见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袋，外卖、奶茶等业态的兴起，餐饮行业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也呈现出井喷态势。不难看出，旧版“限塑令”存在推进难的痛点。

曹明德：痛点之一是消费者对塑料制品有根深蒂固的依赖性使用习惯。因此，一方面要加大对生产者、销售者的限制力度；另一方面要致力于增强消费者、塑料制品使用者的环保意识。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更不会有销售，一定要明确生产者、销售者的延伸责任，比如生产者还有回收的义务。

其实，替代品不仅有利于保护社会生态环境，更有利于个人身体健康。塑料制品从生产、加工，经过多个加工环节以后才到消费者手中，像塑料袋、叉子不可能不含有粉末、尘埃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特别是外卖打包高温食品的时候，更加会导致有害物质进入人体。

另外，替代性的环保制品成本较高也是一大痛点。有些商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采取不法手段，使用不达标的塑料制品。因此，要强化对生产者的监管。

记者：是否存在法不责众的问题？

曹明德：在法不责众的问题上，一方面是对违法者惩处力度不足，这样就从侧面“鼓励”了更多潜在的违法者；另一方面大家觉得违法现象普遍存在，他如果不违法，从经济上来讲甚至感到自己“吃亏”了。

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违法者感觉到痛，而不是让守法者感觉到痛，即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者实施应有的惩治，使潜在违法者望而却步，最终使法律被更好地遵守和执行。

注重环保教育强化责任

严格约束各个环节主体

记者：在限制塑料制品生产销售和使用方面，如何实行一把标尺从严把控？比如是否可以加大对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不达标塑料袋的惩罚力度，提高塑料袋生产、销售和使用成本，实现限塑措施的力度升级，“限塑令”才会更好地落地？

曹明德：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类似，加大对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不达标塑料袋者的惩罚力度，提高塑料袋生产、销售和使用成本，可以达到从供应方直接减少供应的目的，是很直接有效的方式。

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从增强自己的环保意识做起。比如，对塑料垃圾袋的使用，垃圾桶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是现在大家就是习惯使用塑料袋，这种塑料袋也都是会造成污染的。在长达9个月的疫情当中，外卖虽然方便了很多人的生活，但带来的白色污染的数量、消耗的资源是不可估量的。还有快递，商家有时候只考虑到自己的商业成本，而商业成本实际上是很低廉的，但环境的负外部性却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要从源头到终端，从全面生命周期来讲，倡导3R原则，即减少原料(reduce)、重新利用(reuse)和物品回收(recycle)。

记者：是否要通过立法的方式强调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把责任权利对等和统一起来，同时将行政处罚和经济杠杆等综合措施通过法律的方式予以明确，为具体执行和操作提供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