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红缨子高粱之父”涂佑能：没有大规模有机高粱的种植就没有赤水河的今天

　　1999年8月一个炎热的夏日，36岁的育种专家涂佑能走在仁怀市三合镇坝上村农户罗荣才家的高粱地里，突然，他遭前面一棵穗型出众的高粱吸引住了。他快步走上前去仔细观察——这是当地“牛尾砣”高粱的变异株，涂佑能已经找了它13年。

　　如果那一天涂佑能没有把罗荣才的高粱地列为普查对象，抑或是在发现那一刻前，那株变异的高粱已经遭鸟雀啄食或风雨打落，61岁的涂佑能很可能今天还在赤水河谷穿山越岭地搜寻目标，他脚下的山川土地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今天，在美丽的赤水河流域，生长着146万亩红缨子高粱，每一株都是那株“牛尾砣”和“小红缨子”的杂交后代。这些红色、小粒、厚实的高粱改变了上万农户的生活、改变了整个酱酒产业的品质，改变了20万平方公里的赤水河流域的生态。

　　“高粱之父”、“贵州袁隆平”，各种荣誉和称号飞至沓来。

　　出身贫苦、自小挨过饿的涂佑能投身高粱种植的初心只是为让乡亲吃上大米。那时在仁怀，一斤高粱可以换一斤大米，而一亩地产出的高粱只有75公斤。“如果我能够把高粱的亩产提高到400斤，乡亲们一亩高粱就能换400斤大米。”

　　今天，涂佑能的乡亲们用一亩高粱可以换3000斤大米，因为涂佑能推广的红缨子高粱亩产已经达到千斤，而高粱的售价又三倍于稻米！受此恩泽的农户当然不止是涂佑能在茅坝镇的老乡，整个赤水河流域、整个贵州，甚至远到河南、湖北的农户，都用那一粒粒彤红的高粱，改善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刚进6月，阴雨的仁怀只有18摄氏度。在仁怀市红缨子高粱协会，协会理事长涂佑能把笔者请进他的办公室，在队列着一罐罐高粱种子和一张张奖状、证书的架子前，涂佑能向《第一车间》讲起了他和高粱的往事。

　　发现那株牛尾砣变异株是偶然，更是13年的坚持

　　第一车间：红缨子的发展有两个特别绕不过去的节点，一个是1999年，您发现了“牛尾砣”的变异株；再一个就是2008年您跟茅台签约，正式成为茅台的供应商。

　　1999年您为什么会去三合镇坝上村的那块农田，并在那里发现了“牛尾砣”变异株？

　　涂佑能：我还要从1986年讲起。我1986年从农校农学专业毕业，是学遗传育种的，毕业分到仁怀县，我们是定向分配到仁怀当时边远的一个乡镇，当时叫三合区。

　　那时候国家农业部拨了120万块钱给仁怀县，就是为了提高当地高粱种植的产量和品质，来保证茅台酒的原料供应。当时赤水河流域的高粱产量比较低，每亩平均亩产只有75公斤。

　　我们县的农牧局要对我们地方高粱品种进行普查、调研、筛选，就是要寻找优质的资源，培育出一个符合茅台酒工艺要求的、品质好、产量高的高粱品种，我刚好遭分配到三合区农推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就正式加入到这项工作。

　　1986年我23岁，到第二年，我还没有转正，就遭任命为三合区农推站的站长，当时站里有十几个人。领导上认为我工作业绩突出、表现优异、敬业，所以破例提拔我负责站里的工作。

　　从1986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寻找能培育出优质高粱的品种，当时我们搞了一些品种，都以育种失败告终，培育的品种要么就是品质不好，要么就是抗病性差、容易感病，要么就是产量达不到我们的目标。

　　1989年我遭调到仁怀市种子公司，任副总经理，我那个时候26岁。到种子公司后我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搞杂交玉米育种，还有杂交水稻育种。

　　第一车间：您是在这个期间认识的袁隆平先生吧？

　　涂佑能：这个时间还没有认识，我在这个期间还没有去过海南，主要是带着几个技术员到我们乡下五马镇搞杂交水稻育种攻关。

　　因为我是搞育种的，所以对酒用高粱品种的收集和普查也一直没有间断。每年的7月、8月、9月三个月，我们都是要下乡的，仁怀县、甚至习水县，所有的乡镇我们都会去，听说哪个农户家的地里有特殊的品种，就会去采摘调研。

　　1999年8月，我们下乡去三合区坝上村，在罗荣才家的高粱地里发现了“牛尾砣”变异株，“牛尾砣”是一个地方品种，从解放前就种植，高粱穗形状像牛的尾巴。

　　同年，运气来了都挡不住，我在我们另外一个镇合马镇，发现了小红缨子高粱的优良品种，

　　后来我们培育出今天的红缨子品种，就是牛尾坨和小红缨子两个品种杂交培育成的。

　　这期间我们的工作很累很苦，花了不少精力。这个项目当时并没有纳入种子公司的规划，我完全是从个人兴趣出发，挑选材料，自己找一块地来种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