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惊闻故宫第三代摹印传人沈伟先生驾鹤西去,年仅55岁。英年早逝实在令人伤痛,而他30多年来潜心钻研的摹印绝活如果没有传人,很可能就此失传,更是让人扼腕叹息。
几年前,笔者曾深入故宫拜访沈伟先生,和他交谈数小时。记忆中的他气质儒雅,笑容温和,令人如沐春风。那时候,故宫文物医院尚未建成,《我在故宫修文物》里拍的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还在一个院子里,位置是昔日的“冷宫”,沈伟就在这里工作。
那座院子和院子里的人,甚至院子里的葫芦和猫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走出院子的时候,我禁不住感慨,有一种“任性”就叫作在故宫工作,沈伟先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故宫专家们不为人知的深宫生活。
山石盆景、小葫芦、鸟笼子、小风筝、蛐蛐罐儿……这是工作的地方吗
那一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爆红,但是这片“冷宫”和以前默默无闻的很多年并没有什么不同,依然是一片寂静的宫苑。朱漆凋落的宫门里安装了现代的门禁系统,工作人员刷卡进门,外人很难进入。
沈伟带着我进了门,进门之后是一条幽深的过道,墙根儿的自行车棚里有上百辆自行车,据说这是“宫里人”最喜欢的交通工具。越过红色的宫墙可以看见一排排起伏的屋脊,这里有好几个相互毗邻的大四合院,是木器、织绣、青铜、钟表、瓷器、漆器、镶嵌、书画等十多个小组的办公地。
沈伟工作的“书画复制组”就在其中一个四合院中,院子很大,种着核桃树、柿子树、海棠树,果实累累;丝瓜秧沿着树爬得比屋顶还高,硕大的丝瓜在头顶上摇晃;青皮的大葫芦还剩下一两个,寂寞地挂在架子上……“春天的时候院子开满了花,特别漂亮,秋天就可以摘果子了,现在只剩下高处的柿子打不下来。”沈伟说。
很多年来,沈伟每天的习惯是7点半提前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浇水。他关心每一个葫芦长成的样子,甄选之后他会摘下来做成葫芦罐养蝈蝈,或者精心雕刻成工艺品。他还曾经在红色的宫墙根儿下种过西红柿和玉米,收获季节他像一个骄傲的农民一样在玉米前照了张相,据说那片玉米成了故宫一景。
浇完了花,沈伟有时候还会喂猫,他给这两只野猫起名“花子”和“灰子”,它们是这里的“宫宠”,夏天趴在红色的窗棂边,冬天趴在暖气上,憨态可掬。沈伟特别喜欢小动物,看到它们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
做完这些事,沈伟走进院中最敞亮的北房,门楣上挂着“书画修复组”的小牌子。几百年的老建筑了,虽然柱子上的漆色已经斑驳,但是那种典雅和讲究绝非一般房子可比,用沈伟的话说,这房子“接地气儿,让人特别舒坦”。
走到沈伟的办公桌边,通常会大吃一惊,会禁不住产生疑问,这是工作的地方吗?桌前是清水流淌的山石盆景,窗柩上挂着一串串小葫芦,还有鸟笼子、小风筝、蛐蛐罐儿散落在周围,全都是他喜欢的玩意儿。
沈伟坐在桌前,望了望窗外,那一天北京没有雾霾,初冬暖暖的阳光照进来,在桌上投下柔和的阴影,他笑了,“这么好的阳光,心情也不错,干活!”
沈伟在“南三所”的工作就是这么任性,营造自己最舒服的环境,调试出最好的心情,这里的规矩是“不加班,不赶活”,为的就是拿出最好的工作状态。尤其是沈伟的“摹印”,摹印是古书画临摹的最后一环,要求仿刻的印章要与真迹一模一样,就连盖上去的效果也得形神具备,和原作看不出一丝差别。
“一张古画别人临摹了好几个月,花了无数心血,我这最后一个章,要是盖坏了,不是前功尽弃吗?所以绝不能出一丁点差错。”30年来,沈伟雕刻仿制了1000多枚古印,在临摹的书画上盖了上万个印章,没出过一点差池。
“南陈北金”中的“金”,是沈伟的太师父
沈伟从摹印室的大柜里,小心翼翼地取出几个盒子,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他仿制的古印,外行人看不出什么门道,行家一解释才知道,印章方寸之躯却各朝各代风格迥异,魏晋之前的印章大都稚拙、率真、雄浑,隋唐之后则严谨中平、雍容饱满,宋印更为曲折婉转、疏密相当。有的印只一个字,形如图画,有的印却密密麻麻二十多字,千回百转。
印章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吴昌硕的《西泠印社记》说:“印之佩,见于六国,著于秦,盛于汉。”宋元以后,印章艺术和文人书画结合,出现了除镌刻姓名、斋室、官职以外的闲章,一时风气颇盛,后来闲章逐渐成为书画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枚好的闲章,除了让人玩味,还显露了篆刻家和书画家艺术水平的高低,方寸之间,可谓大有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