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麦高登：“低端全球化”离场之后，重庆大厦何去何从？

从尖沙咀地铁站出来，一眼便可望见重庆大厦。在车水马龙的香港闹市区，它并不算显眼，褐底黄字的门牌也有着与它的名气不甚相符的低调。这座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建筑群如今已是香港知名的文化地标。但与那些因优雅或现代而闻名的地标不同，重庆大厦的形象是复杂的。它是王家卫镜头下的温柔乡，是世界金融中心的贫民窟，也是不少华人眼里的恐怖谷。

王家卫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在重庆大厦取景。图：维基百科

十年之前，我曾途经香港转机，第一次来到重庆大厦。与不少年轻又贫穷的背包客一样，我在大厦的一间廉价旅馆中住了两晚。彼时，这里人头熙攘，门前挤满了做推销的南亚人或非洲人，楼里满是餐厅、药店、洗衣房，还有品类繁多的电子产品商店，电梯也总是满员、往往需要排队。全球化一路高歌的许多年里，商人、劳工、旅客、难民从世界各地涌向香港，在这里落地生根，长出许多故事。

而十年之后，当我借着来香港访学的机会、再度到访重庆大厦时，模样已经大不相同。人潮涌动不再，电子商店难觅踪影，整个二、三楼几乎是空的，电梯也不再需要排队。与嘈杂一起消失的还有旧日的繁荣。尽管仍有不少南亚餐厅，但似乎已经蜕变成一个普通的少数裔聚居区。此时，世界刚刚从一场大流行中恢复过来，战争仍在某些角落里继续。十年之间，香港社会也与全球化一样，经历了数轮动荡，不似往昔。

重庆大厦。图 | 林诚摄

重庆大厦的人都去哪儿了？店又都去哪儿了？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美国人类学家麦高登（Gordon Mathews）。

二、

麦高登大概是全世界最了解重庆大厦的人，可能没有之一。

他于1994年搬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任教至今。他于2006-2009年间在重庆大厦做田野调查，“每周至少在大厦里睡上一个晚上”，希望弄清楚这个地方“为什么存在”、以及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2011年，他写成《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一书，在学术界内外一时声名大噪。

“尽管重庆大厦在香港，但它并不属于香港。它像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外星孤岛，降落在香港的中心地带。”麦高登写道。很长时间内，重庆大厦最核心的功能是作为中国制造的低档商品的集贸市场而存在的。

在田野调查中他发现，被香港人漠视的重庆大厦，吸引到的移民却往往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中产阶层。在那些国家里流传着某种“香港梦”：去香港经商、赚钱、过上一种“成功的生活”。其中最有活力的一种生意，便是低档手机贸易：把中国生产的廉价手机，经由重庆大厦，销往世界各地，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他根据2007年-2008年间的贸易活动估算，重庆大厦里的手机店铺每个月能销售15000至20000台手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约有20%的手机来自重庆大厦。

他进一步提出，重庆大厦正是“低端全球化”的体现，它与香港中环所代表的“高端全球化”形成鲜明反差。他给“低端全球化”的定义是：“人与物在资本投入低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和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经常被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彼时，重庆大厦得以成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得益于三个条件：大厦价格低廉；香港相对宽松的入境政策；制造业在中国南方集聚。

不过，这些条件在过去数年间已经悄然改变。廉价商品的贸易中心一度转向了中国南方。基于此，麦高登与学生2019年出版了《南中国的世界城》一书，讲述广州的广园西、小北等地区的非洲社群。新冠疫情期间，产业链和移民人口流动又出现了向东南亚、南亚转移的趋势。

而重庆大厦盛况已不再，正如我二次到访时所看到的那样。

三、

“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似乎正在从重庆大厦移走，但麦高登还留在重庆大厦。

每周六，他都会在大厦里为来到香港的庇护申请者（asylum seeker）们开一门课。麦高登会挑选每周的时事热点，跟参与者们一起讨论。在香港访学期间，我听说了这门课的消息，便写信去问可不可以旁听。他很快回复，可以，但需要先跟我“见一面”。因为参与者身份的“不同寻常”，他要交代一些旁听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