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发起适当提高“醉驾”入刑尺度 | 两会·最但愿

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逐步深入人心，收到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但这也导致危险驾驶罪案件迅速上升，引发法律界人士忧虑。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告诉界面新闻，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将提交《关于修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适当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的提案》。

2022年“两高”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被提起公诉的危险驾驶罪犯罪嫌疑人达35.0852万人，占全部被公诉人的20%。2021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危险驾驶罪案件34.8万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7.7%。自2019年来，危险驾驶罪连续四年超过盗窃罪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罪”。

近年来，有关修改醉驾入刑的呼声渐增。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就曾第二次提交“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醉驾罪的议案”。

当时，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法学专家和交通警察表示，并不赞同取消“醉驾入刑”建议，目前“开车不喝酒”的社会“大气候”已经形成，这是社会文明和法治建设难得的进步，放松对醉驾行为的处罚可能引发反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曾参与起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王顺安向界面新闻表示，“醉驾入刑”是全世界认可的文明准则，其初衷并非在于惩罚，而在于警示、预防犯罪，使人们树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的生活习惯。通过十多年法律实施和社会宣传，“酒后不开车”的社会共识已经形成，这即是“醉驾入刑”立法目的。不能因为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认为是“恶法”，甚至建议将该罪从刑法中删除，“这是不理性的”。

有法律人士指出，从数量上讲，目前危险驾驶罪已经超过盗窃罪成为发案最高的罪名之一，但盗窃犯罪数量下降与网络支付和治安监控等因素有关，不能简单地认为危险驾驶犯罪数量超过了盗窃犯罪数量，所以不合适。

皮剑龙向界面新闻表示，他预料到该建议会引起一些不同声音，但不能因为有顾虑就不提出自己的建议。

皮剑龙表示，运用刑事手段治理醉驾行为，国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醉驾入刑未能有效实现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立法初衷。

他指出，回顾2011年醉驾入刑的立法背景，当时接连出现多起因酒驾交通肇事致多人伤亡的事件，社会舆论反响强烈，公众纷纷呼吁加大对酒驾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醉驾入刑回应了当时的社会关切，融易新媒体，其立法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刑事打击来防范和减少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他认为，“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醉驾入刑对于抑制交通肇事犯罪虽有一定效果但非常有限，以醉驾入刑的方式来防范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立法初衷未有效实现。”

皮剑龙表示，醉驾入刑的附随后果严重，制造和引发了潜在矛盾的社会对立面。醉驾虽是微罪，最高刑仅为拘役，但行为人一旦被定罪就会被“标签化”，需承担除刑罚外的犯罪附随后果，比如不得从事军人、公务员等多种职业，其子女也会因此受到牵连，在参军入伍、从事公务员等职业时会受到影响。醉驾犯罪“标签化”的附随后果远远超过刑罚本身惩罚的严厉性，不仅阻碍行为人回归社会，诱发行为人再次实施犯罪，更影响其家庭的正常运转及子女的就业、生活，不利于社会稳定。

此外，即便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并没有产生损害结果，看似是轻罪，适用简易、速裁程序，但仍需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流程执行，十多年来国家为数百万件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投入了巨量司法资源，但结果并不是案件数量的下降、醉驾行为的遏制，而是逐年上升的犯罪率，醉驾入刑条文被戏称为“生产罪犯机器”。比起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这样的轻罪，国家应当调配更多的司法资源，集中力量严厉打击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鉴于以上原因，皮剑龙建议，修改刑法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将刑法第133条第二项规定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修改为“醉酒驾驶机动车并导致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紧迫现实危险的”，即构成危险驾驶罪。这样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并非醉酒后驾车，而是醉酒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被告人“不能安全行驶、对公共安全产生现实危险”。换言之，只有醉酒导致被告人无法安全驾驶的，才能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