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人间烟火”刷屏朋友圈,“地摊经济”成热搜。
在总理点赞,上海等27个城市明确鼓励的火力“加持”下,“地摊经济”相关概念股也水涨船高。五菱汽车“躺赢”,浙江义乌小商品城(行情600415,诊股)、海宁皮革城、绍兴轻纺城(行情600790,诊股)等专业市场连续拉出涨停。截至6月4日收盘,19只“地摊经济”概念股(共21只)涨超5%,其中15只涨停。
“地摊经济”的红火,成为后疫情时期的一道风景线。有数字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在此背景下,“西部城市按规范设置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的样板充分体现了“地摊经济”的神奇功效。
是的,“地摊经济”成本低,易上手。地摊经济的复活,给群众自谋出路、自主就业留了一道机动灵活的出路。但“地摊经济”并非新事物。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发端于40年前的“地摊经济”。以浙江为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是义乌小商品市场还是温州桥头纽扣市场、绍兴柯桥面料市场……一个个专业市场的兴起,无不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千家万户的走街串户“卖吆喝”、“摆地摊”。
“地摊经济”的重启,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权宜之计,还是永恒的主流?在我看来,“地摊经济”与人类商业活动、商业文化共生,并随同商业文明的进化而进化。它既非“权益之计”,也非永恒的“主流”。更贴切地说,是现代商业体系中的“有益补充”。
“地摊经济”是就业者的乐园
毫无疑问,作为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形态,“地摊经济”早已式微。此次重启是疫情冲击之下千方百计保就业和促消费的体现。因为相对于其他成本高、前期投入大的行业,低成本、低风险的“摆地摊”,为疫情下急需现金流止血的创业者提供了一条就业、创业新思路。
据报道,截至2020年3月4日,全国登记在户的个体工商户(在业存续状态)达8427万户,按每户供养3-4个人口算,其实现的人口供养就超过2.4亿到3.2亿。此外还有很多像夜宵摊点等流动性个体商户形态未被统计在内。毋庸置疑,这个群体所创造的就业数量与人口供养其实是中国最大的领域之一。它与乡村端的农业种植是当下中国维系社会稳定,稳定就业的两大核心支撑。而由于疫后市场需求受限导致经济下行、社会就业压力增大,全球范围都出现了许多游行骚乱事件。在此背景下,“地摊经济”这种低成本的灵活就业,就成为中国最具价值的就业乐园和“蓄水池”。
“地摊经济”是创业者的“预备营”
“地摊经济”往往是草根创业者的起始站。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正是通过“练地摊”开启了自主创业的第一步,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正是这样一批“草根”创业者的崛起,为后期中国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做了积累铺垫。
说是“预备营”,是因为对创业者来说,“地摊经济”积累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对市场的体验、消费趋势的把握,以及渠道、人脉、资金等要素的运营。比如二、三十年前,阿里的马云、娃哈哈的宗庆后、京东的刘强东,都蹬过三轮,走街串巷“练过摊”、“叫过卖”;正泰集团的南存辉,30年前也在街头补过鞋……
现如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更多的“浙大系”、“海归系”等青年群体汇入了创业洪流。但人们往往更喜欢资本铺路,热衷于讲着深奥的商业模式、拿着高大上的BP、到处去参加项目路演找投资。
创业者如果在引入资本之前,有一段“练摊”的经历,相信能够塑造其更强的抗压能力和谋生能力,以及灵活的创业思维和经营策略,其创业之路则可走得更稳健。所以说,“地摊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业和民生,还在于激活了市场经济的内生力量,在于它打通了民间创业的血脉。其“放水养鱼”的功效,在于为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培养起生力军的创业大军。
“地摊经济”是市场下沉的“天桥”
有人说“地摊经济”是实体版的“拼多多”,对众多厂家的“去库存”大有裨益。
如果说淘宝当年就是把“地摊货”搬到线上,才有机会革了传统零售的命。“低价”、“便宜”的“地摊经济”可说是电商的“先祖”。而今当“地摊经济”重新走红,阿里巴巴第一时间发布了“地摊经济”的扶持计划,即将在1688网站推出“地摊批发专区”,并提供超过700亿元免息赊购,为超过3000万名“摊主”提供全方位的进货和经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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