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
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著名土耳其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熟悉的国际学者。在4月10日出版的著名的国际评论平台《辛迪加项目》（Syndicate Project）上，罗德里克发表了中美《和平共处2.0》的评论。我认为罗氏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作为独立学者给出了在中美关系的一个根本解决方案：新的“和平共处”。
中美关系中的最重要“基本面”（the fundamentals）从来都是和平。和平至关重要，和平是对战争的治理（包括预防战争、避免战争、管理危机和约束冲突），和平是发展的前提。
几百年来，贸易本来是有助于人类和平的。过去四十年，中美之间之所以是和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正面因素就是长期高速成长的双边贸易。如今，中美和平的最为重要的贸易基础却遭到动摇，“贸易和平”居然为“贸易战”取代。当然，“贸易战”还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战争，但“贸易战”并非一般的贸易摩擦或者贸易争端。
罗德里克说，“世界经济急需美国和中国的‘和平共处’计划。双方都要接受对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展的权利。美国不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印象试图改变中国经济，中国必须承认美国对就业和技术泄露的担忧，接受因为这些担忧而偶尔受限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本短评从罗德里克的这一中美“和平共处”论出发，从中美和平、世界和平的角度看待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及其出路。
中国过去长期主张各国发展模式的共存以及这样的共存带来的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参加全球治理。这意味着不管中国理解的全球治理与美国理解的全球治理之间的差异，中国的发展模式（包括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是要与别国进行协调的而且是处在全球协调进程中的，事实上，中国积极参加了诸如G20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未竟之大业，正在继续和深入，并期待最终取得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与别国以及全球体系其他国家、市场、社会进行协调的。
特朗普政府正在改变美国的发展模式，本来也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中美之间本来应该就各自的发展模式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展开积极对话和协调，而不是以发展模式之间的不兼容为借口升级“贸易战”。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内政策的改变及其接下来的动向才是我们应该密切关心的，因为如果美国国内发展模式在特朗普治下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即使没有“贸易战”，中美关系也要受到一个变化了的美国的影响。如果进一步转向“经济民族主义”，那么，一个不同于过去的美国对中国的冲击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全方位的。但此种冲击却并非全是坏事。坏的方面是，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更以“零和”看待其与中国的贸易；但是，好的方面是：中国尊重美国的发展模式的同时可以据理力争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发展模式。这就是中美大谈判。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这是民族主义范式下国家之间的和平之道。
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是进攻性的。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修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表明，冷战后得到完善和推广（推广到全球，尤其是包括了中国）的开放的多边的“自由（尤其是经济）秩序”正在终结。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受益于冷战年后的“自由经济秩序”（WTO等代表），特朗普政府对这一秩序的修改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投下最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罗德里克，这是因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与国家主权、民主治理三者之间构成的“三重悖论”决定的。特朗普政府对这一世界形势的认识大体是正确的，但开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药方子。他的前主要策略顾问班农（Steve Bannon）等人对此多次阐述。这些阐述已经足以概括出了到底什么是“特朗普主义”：为了“美国第一”而“去全球化”。至于这一方子是否将解决问题，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与结果将回答这一问题。
关于中美贸易的协议是对过去的“全球化”（为期四十年的中美贸易就是“全球化”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的一种清算。“全球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也创造出巨大问题（当前美国人争论的“不平等”就是这些长长的巨大问题清单中的最突出一个）。其巨大问题足以颠覆其巨大成就。甚至，全球化中的巨大问题威胁着世界和平。
我认为，要从清算 “全球化”这一点认识目前的中美贸易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