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燕生：2024年是中国经济能否回到合理区间的关键一年(3)

　　张燕生：“新三样”成为增长极就出现“一哄而上”， 这就涉及到市场经济秩序问题。怎么才能形成公平竞争、有序发展和协调出口的机制，政府怎么走出“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困境，政府在用行政的权力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干预经济运行，这里就涉及到市场的监管有没有更好的技巧？这其实是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式来管理，我觉得这是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这里头对政府的改革是一个特别高的要求，也是我们要改进的薄弱环节。

　　中国外贸需要重新思考应该怎么做

　　澎湃新闻：四季度以来，一些外贸大省、强市的外贸数据“回暖”，您认为这里面基数因素影响大吗？是否释放出一些外贸形势变化的信号？

　　张燕生：根据美国的海运数据、物流数据、进口数据，10月份以后，中国外贸有非常明显的好转，这是外需在拉动。WTO预测全球货物贸易增速，2022年、2023年、2024年分别是2.7%、0.8%、3.3%，从数据就会发现，2024年外贸形势确实比2023年要好得多。

　　那外贸的问题是什么？2023年来看，我们与五大贸易伙伴中4个的贸易增速是负值，我认为，外需能解释一部分情况，但是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地缘政治和外贸转型的影响。

　　外贸转型，就是当全球整体上中间贸易品比重大幅下降，美国采购亚洲零部件的比重大幅下降，但中国的中间贸易品贸易却在大幅上升，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外贸从过去把产品卖到欧美，现在开始转到把产品卖到墨西哥、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在这些地方完成加工组装后，最终产品再卖给欧美，外贸模式改变了，而且跟国际趋势相反。另外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比如，欧美减少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依赖的战略带来了订单转移、产业转移、要素转移。这些挑战不但存在，而且在加剧。数据显示，2010年到2021年，全球的产业政策从34项增加到近1600项，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大幅度上升，而且保护政策从8%提高到48%。另外，2021年地缘政治距离近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占比已经达52%。2024年来看，由于地缘政治因素，“新三样”可能会面对非常大的贸易摩擦。这些都表明，当前外贸环境不是一个仅仅由市场机制主导的环境，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的环境，这种原因下，企业只能适应，中国外贸可能真的需要重新思考应该怎么做。

　　澎湃新闻：2023年1-11月数据显示，全国吸收外资增速下降，怎样看待？

　　张燕生：首先，如果分制造业和服务业来看，制造业外资占比在2021年已经跌破20%，2022年、2023年稍微回升一点，而过去70%都是制造业。如果外资大部分都是轻资产的服务业，就很难留住。其次，制造业外资中，要区分绿地投资和再投资，如果是利润留下来再投资，其实就是原来投资部分的扩产，而不是新增投资。再次，要分清这些外资是市场驱动型外资还是效率驱动型外资，而市场驱动型外资主要就是为了卖东西。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看到，外资现在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安全保障，这种考虑更多源于地缘政治。另外，我们的营商环境近年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外资其实是一个系统，现在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从一个新的底层逻辑开始反思我们的外资、外贸、外企，整个要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来推动。

　　澎湃新闻：您认为这种原因下，企业“出海”、对外投资有哪些风险和机遇？我们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张燕生：企业“出海”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走出去、走进去、融进去、本地化”，就是要入乡随俗，真正按照国际经贸规则做。

　　好消息是，我们在调研时，法国、德国、日本的政客或者企业高管提出，能不能研究与中国一同“走出去”，进入第三方比如非洲等地区，这些地方可能制度风险高、政治风险高、企业经营风险高，但中国不但进去了还做得很好，对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讲是难以置信的，从这个角度讲，对中国确实也是一个机遇。

　　另外，由于美国的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中国企业只有“走出去”，进入到西方盟国体系。所以，下一步“走出去”可能真要像当年的“引进来”，怎么推动“走出去”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