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燕生：2024年是中国经济能否回到合理区间的关键一年(2)

　　我们看到一些省份，比如浙江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而且它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明显小于山东、广东、江苏等其他经济大省。究其经验，是让市场解决效率、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政府的作用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解决公平问题，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也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得好，这是改革带来的进步。

　　另外，回看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一个重要因素是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去我们也有过“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的争论，最后的方式是不争论。现在我们要发展，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一个中心”同时不争论，现在的争论太多了。

　　澎湃新闻：从短期看，您觉得一些消费刺激政策有用吗？

　　张燕生：短期政策太晚了，无论是消费券还是其他刺激政策，效果都不好，如果这些政策在2020年、2021年推出可能还是好政策，但如果到了2024年来实施，已经太晚了。

　　因此，短期扩大需求的政策主要还是投资，中期是真正解决车市、楼市、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问题，长期是解决改革防风险问题。

　　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决定科技创新能否持续

　　澎湃新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2024年经济工作的首位，可否结合您的调研感受，谈谈当前中国科技创新的现状？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张燕生：我国已经连续7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增长率在两位数以上，韩国在发展科技创新时，这一指标持续增长达20年，中国能不能持续增长20年？

　　我们有一个经济大省曾经在2017-2019年三年期间的研发经费投入增长率都是负的，我到这个省调研的时候了解到，情况就是旧的增长模式到了增长极限，没有能力再增加研发创新的投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否能落地，也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否持续的重要制约。过去我们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依靠要素投入增长来支撑产出增长，我们称之为外延式的发展模式，但这种很快就会到增长的极限，另一种发展方式是把重点放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上。

　　实话说，我们在调研时发现，中国的动能转换确实进步非常快，欧盟发布的全球工业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美国企业数量第一，中国第二，但是中国的基础研究水平确实跟国际上的差距比较大，要想缩小差距，我的估计是需要30年。

　　国家现在希望企业能够在一些方面发力，包括硬科技、绿色发展等。

　　硬科技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创新环境和基础还不够好。近几年，我国创新力排前50名的企业中，很多都在努力做硬科技转化，但也面临一些薄弱环节需要解决。第一，基础研究比较弱。第二，企业大而不强，盈利能力比较弱。比如“新三样”是目前发展比较好的，但是一旦“新三样”成为新增长点，地方政府就开始大量补贴，吸引企业在本地投资，银行大量信贷支持“新三样”快速发展，企业“有条件上、没条件也上”。一哄而上就容易形成过剩产能、过度竞争，然后就会价格下跌，出现“价格战”，这时真正的创新型企业没有获得利润，就没有能力做后续创新。第三，搞硬科技还需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中国版“拜杜法案”——《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都特别好，但是很难落地，情况在于一些部门的意见不统一、协调性很差。第四，硬科技需要世界级人才以及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研究型大学，现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距离；第五，金融怎么通过风投、创投、私募、直投进行科技创新投资。

　　绿色发展方面，首先，要有绿色的技术、设备、管理，其次，要找到绿色的贸易、投资以及金融的支撑，再次，绿色发展本身是负的外部性、成本增加，怎么能够做成正的外部性，鼓励绿色就业、绿色GDP、绿色产出的增长、绿色的创新，这些方面要有一套市场机制等来支撑。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新三样”发展遇到“一哄而上”的问题，当前一些产品产能过剩风险也引发关注，这里面有什么值得思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