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曝光:酒业该如何应对政策调整(2)

　　一是产业政策调整为何此时出台。从时间看，《目录》的出台大约用了15年，但酒业特别是白酒业并未被限制住反而有了很大发展，说明有形之手的作用抵不过无形之手，不如顺势而为。从现实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过度管制不利于激活市场主体蛰伏的发展潜力，也不利于落实“六稳”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放开搞活。从政府角度看，“放管服改革”就是要减少事前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因此对竞争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应适度降低。从行业视角看，酒业是最早进入市场竞争的行业，历经几十年的磨炼发展相对成熟，调整产业政策不会导致产能失控，因此在投资、生产等方面没必要过多限制，将发展权交给企业是可行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加上行业的呼吁，终于迎来了酒类产业政策的调整。

　　二是酒业发展是否不再受约束。产业政策调整后，酒业发展就真的无拘无束了吗？答案：非也。从广义角度看，一个行业的发展总要受国家法律、行政、经济手段的调控，产业政策只是行政手段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法律手段看，酒企必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框架内从事投资、生产、经营等活动；从行政手段看，酒企还必须领取生产许可证，方可从事生产活动；从经济手段看，酒企除了要同其他企业一样缴纳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和所得税以外，还要缴纳数额不菲的消费税，其实这就体现了国家“寓限于征”“寓禁于征”的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说，酒类产业政策的调整是松绑不“松手”，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仍会对酒业依法调控监管，“甩开膀子大干快上”需谨慎。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否再贯彻。产业政策调整后，酒业还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答案：是也。从“去产能”的要求看，酒业产能过剩是不争的事实，一个酿酒小镇就聚集了几百甚至上千家大小酒厂。所以新增产能须格外慎重，不能因限制政策的取消而误判形势，当前要特别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从“去库存”的要求看，多年来行业高度关注的是产量、收入、利润，而对产销率、库存率的重视不够。再看市场，除了极个别酒品外，恐怕都是供过于求。从这个角度讲，行业缺的不是产能也不是生产线，而是消费市场，是产品动销。因此，如何发掘蛰伏的消费潜力、寻找未开发的市场才是当务之急，而非着急上马新的生产线。从“去杠杆”的要求看，不少酒企的销售收入里有许多是应收账款，又有大量的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高，资金周转率低，手里的真金白银并不多。因此，缺少自有资金而靠银行贷款去增产能上新线恐非良策。从“降成本”的要求看，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无效成本，投资失误是最大的成本浪费。增产能、上新线目前变得容易了，难的是“赶上点儿”“赚到钱儿”。从“补短板”的要求看，各个酒企的弱项不完全一致，但“高质量发展不够好”“可持续性不够强”可能是共同的短板，因此酒企应把做强做优放在第一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千方百计补弱项，而非摊大饼铺摊子。

　　四是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能否受重视。产业政策调整后，酒业是忙着扩产能上新线，还是苦练企业内功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兹事体大。2019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要求，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对此问题，酒业提及不多，亟待引起重视。目前我国酒业从整体上讲是大而不强，国际化水平不够高。究其原因是产业基础能力较薄弱，有些事讲不清、说不透，如白酒的健康化问题。为此，应加强基础理论、关键技术研究，企业要乐于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勇于创新创造。在这方面，华为、格力等企业是酒企的榜样。同时要继续完善标准、检测、计量、认证、信息等基础服务体系，加大对这些方面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接，强弱项补短板，如白酒标准如何让国际认可等问题。还要加大对材料优选、设备改造、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实现酒业供产销的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提升酒类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