荟萃治疫名方的连花清瘟

疫之为病,历史悠久。根据《中国疫病史鉴》的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规模瘟疫。我们的祖先运用中医中药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瘟疫,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使得五千年华夏文明得以传承至今。这是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文明都望尘莫及的,因为这些古文明现在只是成了旅游观光的打卡地。

　　

相比之下,我们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能有中医药的庇护。我们的中医药不仅在古代庇护了我们的祖先,也在现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中医药,我们在建国初期的人口才能达到5亿。中国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在流感和新冠疫情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连花清瘟就是典型代表。连花清瘟组方传承荟萃了汉代、明代、清代的三朝名方,并创新加入了藿香、红景天,经过规范化现代研发流程,成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批准的专利中成药。

　　

连花清瘟30次列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权威单位发布的专家共识或诊疗方案及指南,入选国家医保目录(甲类)、国家基药目录品种。“中药连花清瘟治疗流行性感冒研究”获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药连花清瘟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研究及应用”项目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所有的这些,除了根据现代标准获得的研究证据,更多的是得益于站在了“三朝名方”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下面,我们就讲述一下这三朝名方。

　　

    

　　

汉代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麻杏石甘汤

　　

东汉末年分三国,战乱四起,瘟疫频发,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里面的陈琳、徐干、应玚、刘桢在同一年内死于瘟疫,当时疫病流行之猖獗可见一斑。

　　

曹植是这样描述的,“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可以看出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死于瘟疫的人,场景十分悲惨。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提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七”。是什么样的疾病能造成这么大量的死亡?那就是瘟疫,在当时叫做“伤寒”。《伤寒论》正是张仲景整理自己治疗瘟疫积累的临床经验后,写成的典籍。书中所记载的许多方剂都对疫病具有治疗作用,其中就包括“麻杏石甘汤”。

　　

麻杏石甘汤具有清热宣肺平喘的功效,是《伤寒论》中治疗温病邪热壅肺、肺气上逆所致咳嗽、气喘,咳痰、身热、口渴、咽痛等症的要方,对后世医家治疗瘟疫等外感热病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推荐的中医治疗方药中,麻杏石甘汤基本占到了诊疗方案推荐的中医方药数量的一半,而中医药治疗新冠感染90%以上的有效率,也充分反映了麻杏石甘汤的有效性与科学性。

　　

明代吴又可《温疫论》大黄

　　

中国古代灾荒疫病频发,尤其明代更是瘟疫的多发期。

　　

对于当时的情况,《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也就是说死于瘟疫的人多到无法计数。《崇祯实录》也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甚至到了“丁尽绝,无人收殓”的地步,可见当时的疫情有多严重。

　　

医师吴又可在治疗瘟疫时发现,在用石膏退热的基础上,加用大黄通大便,可以更快地驱邪外出,防止疾病进一步恶化,也就是“先证用药,截断病势”,这也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体现。针对这种情况他在《温疫论》中提出了治疗瘟疫“下不厌早,下不厌频,驱邪务尽”的理论。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使用大黄可以通过泻下通便实现通腑泻肺、清肠安肺、清泻肺热的作用。

　　

在当时,明代医家对大黄格外重视,有人称大黄为荡涤积滞的“良将”,就连《西游记》也借悟空、沙僧之口称赞大黄。比如,当悟空在祭赛国行医,使用大黄的时候,沙僧说道:“大黄味苦,性寒无毒,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夺诸郁而无壅滞,定祸乱而致太平,名之曰将军”。

　　

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银翘散

　　

清代乾隆年间,突发大范围瘟疫,一时间满街都是送殡的魂幡、散落的纸钱,病痛和恐慌不断蔓延。

　　

当时的名医吴鞠通注意到,尽管运用麻杏石甘汤和大黄能够让患者最终转危为安,但许多瘟疫患者在发病期间仍会出现明显的发烧、嗓子肿疼、头痛、周身酸痛,需要找到合适的药物尽快解除患者的痛苦。他认为这是风热外邪侵袭人体所致,必须用辛凉解表的药物让邪气发散出去,于是创制了经典方剂——银翘散,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