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病毒，中医药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

中医药对抗疫病自古已有，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引发的疫情，中医药抗疫有何秘诀？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抗疫的过程中，中医药是如何发挥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的？

　　

一篇广州医科大学原校长、广州市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专家组组长王新华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的学术文章《防治瘟疫应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连花清瘟为例解读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作用机制》，以连花清瘟组方为例进一步证明，面对各种变异甚至重组的新冠病毒，中医的整体观和思维方式有着特殊的优势。

　　

    

　　

强调整体观，以“不变”应万变

　　

为何病毒不断变异，中医药却总能找到应对之道？原因就在于，中医不仅关注引起疫病的病因，还关注当病毒侵袭人体时，人体的内环境及功能所发生的全部变化，这为治疗疫病开启了新的思路。

　　

西医认为，新冠肺炎是新冠病毒引起的，那就消灭病毒，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直接的思路，也是治病最基本的原理，可是，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不断变异，我们依然还没有找到一种最有效、最快速的消灭该病毒的药物或方法，所以至今为止，治疗新冠肺炎还没有特 效 药。

　　

这个时候，中医学“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的理论就派上用场了！中医在积累了几千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疾病本身，更关注患病的人，认识疾病发生的原因、病机、病变部位以及发病过程的转变等等，从整体、全局的观念去看待疾病本身。就如张伯礼院士所打的比方，一间屋子里堆了一些垃圾，生出了很多虫子，西医的办法是研究杀虫剂，消灭虫子。中医则采用清除垃圾，改善环境的思路，屋里干净了也就没有虫子了，这就是中医“审病求因，治病求本”的理念，无论什么病毒，根据证候来分析核心病机，就能以“不变”应万变，对每个患者辨证论治。

　　

大疫出良方，“通治方”自古有之

　　

此前，张伯礼院士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新冠疫情在中医看来仍属于瘟疫的一种。

　　

瘟疫，是中医对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急性传染病的统称。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称之为“五疫”。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历代医家一致认为，这一类疾病具有传染性强、发病急、传变快、病状表现相似、危重死亡多发的致病特点。并且同一种瘟疫的致病特点、病程演变及临床表现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常呈现出群体性发病，也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在中医发展的历程中，一直坚持“辨病论治”结合“辨证论治”来防治瘟疫。王新华在上述文章中称，中医诊疗始于“辨病”，《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辨证体系，也是中医学“辨病论治”理论之起源。“辨病论治”是指在病因、病理、病位都很明确的前提下，针对“病”的共性规律采用专病专方治疗，并与“辨证论治”相互补充。

　　

此次新冠肺炎发病急骤、波及面广、传变迅速、致病深重，这与一般病邪导致的常见病、多发病具有很大的差异。面对短时间内出现的大量病员，要想靠有限的医疗资源逐一诊察，实现对每个患者的个体化“辨证论治”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王新华看来，在这样的环境下，“通治方”也就成为实现“辨病论治”的基本途径，根据关键病因病机进行组方，也没有违背辨证论治原则，这样既避免了防治重点的偏移，又能有效截断病势、防止传变、保护易感人群，还能短时间内迅速覆盖大量人群。

　　

王新华在文中也详细介绍了历代用“通治方”抗疫的成功范例。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创制普济消毒饮治疗大头瘟，世人皆称为“仙方”；同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创制“人中黄丸”治疗瘟疫；明代瘟疫大家吴又可创制达原饮等奇方；近现代中医学家恽铁樵用麻杏石甘汤治疗猩红热，郭可明用白虎汤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还有中医药治疗非典、流感等都有使用“通治方”抗疫的成功范例。

　　

由此证明，凡遇大疫，必先定态定性；疫性确定，必具通治方。

　　

连花清瘟组方凸显“攻守兼备”优势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传染病的专著《瘟疫论》在已有医学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对瘟疫的发展以及转归均有非常深刻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