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闻热点：罗汉堂对话兰德公司专家:全球卫生安全合作有区域化倾向

　　自今年1月下旬开始抗击新冠大流行病以来，中国和东亚多国经历了第一波疫情并艰难赢得喘息机会。3月和4月，欧洲美国相继沦陷并成为“震中”，形成第二波风暴。当前，巴西、印度、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病例激增，疫情会否在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为脆弱的非洲地区，形成第三波浪潮，已成为全球关切。北京时间5月8日20时，罗汉堂秘书长、湖畔大学教授及执行教育长陈龙同美国兰德公司全球卫生战略和健康方面资深专家、白宫咨询专家黄志环(Jennifer Huang Bouey)、兰德公司亚太中心主任、资深经济学家拉斐奇·多萨尼(Rafiq Dossani)、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罗汉堂学术委员魏尚进视频连线对话，就疫情演变和全球应对和协作展开讨论。

　　第三波疫情已成全球隐患

　　4月下旬以来，巴西、印度、土耳其、墨西哥和印尼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疫情加速恶化，5月7日，巴西单日新增病例已破万。乍得、加纳、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疫情加重，特别是苏丹，确诊病例在约5天内翻了一番。孟加拉国、印度都亚洲国家确诊病例持续攀升。位于欧洲的俄罗斯则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6天过万。

　　发展中国家普遍医疗资源有限，缺乏大量进行测试、跟踪和隔离病例的医疗能力。特别在南亚和非洲地区，新冠病毒可以迅速摧毁整个公共卫生保健系统。除此之外，很多发展中国家财政体系和财政状况堪忧，一方面国内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过高，另一方面还欠下外币债务，因此政府很难向家庭和企业提供帮助，导致新冠肺炎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

　　陈龙指出，融易新媒体，“第三波疫情和前面两波最大的不同，是受到影响的国家很多既没有完善的医疗体系，也没有较强的经济救助能力，受到冲击的深度和长度也就可能更严重。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就像国际社会的‘中小企业’，在全球性大流行病的冲击下极其脆弱。”但若新兴发展中国家无力抵御疫情，新冠病毒还会继续在全球肆虐，并回流到欧美、中国。因此，不论是新兴国家本身，还是国际社会，都应密切关注新冠疫情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蔓延，并尽早应对，从而避免更大更持久的社会和经济破坏。

　　生命与生计，新兴国家政府采取何种战略？

　　从国家反应看，对抗全球性大流行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是社会隔离，但国内经济正常运行必然会受到冲击。陈龙认为，在应对这种互相矛盾但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疫情经济”时，政府的反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对比研究多国抗疫方案后，作为公共健康方面的资深专家黄志环表示，政府能力不足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韩国3T战略，即检测(Testing)、病例追踪( Tracing)和治疗(Treatment)。但她也指出，要有效执行3T，政府必须改善自身治理，即实现TEA，即政府必须和公众之间建立信任(Trust)，保证政策的透明和一致，从而促进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合作。“E”是政府调动目标领域内国家资源的效率(Efficiency)。无论是检测、追踪，还是治疗或疫苗投资，都需要强大的调动能力。最后的“A”是敏捷(Agility)，意味着政府需要严密监测趋势，并灵活改变政策。如果一项政策不奏效，则迅速启动新政，从而有效应对疫情新热点并迅速解决问题。

　　另外，在当前缺乏疫苗和有效治疗方法的情况下，社会隔离是唯一有效的政策，但对经济的伤害过大。但如果放宽隔离政策，其他非药物干预措施就必须跟上，如检测或病例追踪，但这需要巨大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投入，因此对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负担过重。因此，结合经历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疫情的国家抗疫经验，新兴发展中国家政府可考虑能采取最低干预战略(Minimum strategy)：1)当感到恐慌或病例数量在迅速上升时，停止一切经济活动，完全杜绝社会接触，为准备检测争取时间；2)当经济和社会付出过高代价时，停止隔离并加强个人层面上的检测和追踪。两大手段交换使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干预措施的破坏性，保障经济和生活稳定。

　　陈龙表示，现在需要认真定义、衡量和跟踪疫情经济。疫情、经济和政策应对已经成为互相深度影响的三角。疫情政策的失误，或者可能带来生命的代价，或者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而且取舍的成本是随着时间而指数级增长的。罗汉堂即将发布一套全球疫情经济的指标体系，用大数据的方式追踪一国疫情状况与经济活动活跃度之间的关系，政府和企业可以以此为对标指标和参考，希望可以辅助决策者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通过全球协作帮助新兴发展中国家走出危机

　　由于第三波疫情国家缺乏财政和医疗能力，为避免新冠疫情蔓延甚至回流，全球主要国家必须通过国际协作来提供协助。正如黄志环所讲，“只要还有人在不安全环境中，我们所有人都不安全。”

　　在财政支持方面，疫情让新兴发展中国家本就债台高筑的财政系统更加脆弱。进一步分析，国内债务问题相对容易解决，通过中央银行将债务暂时货币化即可。但国际债务需要有债权国援助，才能走出眼前危机。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债权国之一。魏尚进表示，在这方面中国完全有能力发挥关键作用，并将在国际社会上赢得极大的善意。

　　而其他债权国大多数比中国富有，因此也能够延长偿还期限，帮助它们渡过本次危机。与此同时，“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新兴发展中国家在获得资金支持的同时，必须按规定进行严格的治理改革，包括对卫生系统、医疗资源分配体系的改革，从而真正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系统脆弱等问题。

　　另外，与欧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对财政政策的使用往往非常谨慎。因为根据过往经验，如果国家出台大力度财政计划刺激经济，可能会产生漏出效应(Leakage effect)，即投放大量资金后导致本国货币升值，对海外产品需求提高，部分资金和需求会随之流失到别国。因此，国力较弱的国家担心漏出效应导致自己本就不多的资金流向海外，不愿意出台力度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因此在这方面国际协作非常重要，只有所有国家都愿意采取同样的刺激政策时，才能免除它们的后顾之忧。

　　在医疗支持方面，疫苗研发始终是各国走出新冠阴霾的最终希望。黄志环指出，如果对MERS和SARS疫苗的研发得到了重视，那么世界不会落入今天的窘境。我们不对疫苗进行投资，原因在疫苗不会产生利润，而且通常一种疫苗每人只能使用一次，所以通常如果疫情不是全球性的，市场将会非常有限。因此，全球社会应团结起来，为对抗新冠病毒和其他多种疾病，建立汇集资源的组织，从而为疫苗研发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魏尚进同样认为，现在几百种潜在疫苗的研发中，由于缺乏科学合作，各国各实验室独立开展的工作有大量重复的部分，造成效率浪费，而通过国际金融、财政等资源的汇集以及科学合作，疫苗的开发和生产流程可大大加快。但拉斐奇表示了不同意见，疫苗开发应该引入竞争，并通过竞争获得最优结果，所以应让上百个实验同时进行，百花齐放，各研发机构应分享科学信息，而非医学方案。 

　　在政府之外，私营部门也将发挥重大作用，魏尚进指出，例如阿里巴巴正在用创新手段为其他国家提供支持。比如当前生产低技术含量PPE产品的厂家良莠不齐，质量存在巨大差异，而买家往往因急于获得设备而忽略质量问题。因此阿里巴巴在平台中加引进了品牌商和供应商，帮助买家从拥有良好历史记录的优质卖家处采购，从而确保高质量供应。

　　病毒无国界。在面临新一波疫情冲击时，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国家之间需要更多合作。魏尚进指出，抛开政府层面，中美科学界和健康部门都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中美在疫情初期就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沟通和经验共享。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甚嚣尘上的“与中国脱钩”也并非美国企业界的一致观点。疫情让卫生安全会更加区域化，各国更多与有相似成本结构和系统的国家合作，供应链的安排也更注重稳健性和本地化。但魏尚进指出：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大多来自欧洲和日本等国，而非中国。将中国高质量低成本的供应商拱手让给对手不符合美国企业的商业逻辑。在当下动荡的时代，全球化不会终止，但会以新的方式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