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部手机的“墙”百度难逃被刷量

　　尽管互联网领域的“刷量”已经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但一宗金额仅百万级的案件，却将百度这样的互联网流量巨头的APP（Applica-tion，移动互联网应用）也难逃被刷量安装的现实，推出水面。

　　2021年1月，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了一宗刑事案件。这是一宗由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报案触发的案件，11名被告人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刑，其中最高刑期高达11年。

　　百度报案的起因，是发现百度手机卫士APP被刷虚假安装量。这在业内被称为“刷量”，具体是指在短时间内虚增APP产品数据的造假行为。刷量与正常推广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有真实的APP用户存在。

　　刷量的动机分为两种，一种APP的开发方或运营方为了美化数据主动刷量；另一种是他们向第三方推广公司提出正常推广要

　　求，但在推广过程中，第三方公司或其合作方为攫取高昂的利润实施刷量。引发此次百度手机卫士APP刑案的案由，即是后者。值得一提的是，百度在与一级代理商的合同中明确将刷量视为违规作弊行为。

　　但此案中，串联起百度与刷量公司的是难以计数的中间代理商，一条推广——刷量的隐秘链条被展现出来。当推广业务经历了层层转包，就像一场传话游戏，上家与下家之间含糊的“口头协定”取代了书面上的规则，而百度与位于下游的大部分被告人所在公司都不存在合同关系。

　　在既往的认知中，无论是推广还是刷量，基本都出现在流量不足的开发方，而此次百度这样的流量巨头，也最终跌入“刷量”的陷阱未能幸免，足见刷量——这一互联网领域的灰产其规模、量级正在触及整个产业发展的红线，严刑峻法，已然不可避免。

　　刷量造假

　　每个与百度签订推广合同的渠道商都会得到相应的渠道号，通过这一“有辨识度”的渠道号，百度能够识别出流量是从哪个渠道来的，结算推广费时会统计对应渠道号上的数据。

　　广东汕头，国内电子行业生产制造产业的聚集地，这里既聚集着大量的制造业产业工厂，也有各种为“甲方”提供服务的中小公司。很多写字楼里容纳的，不少都是这样的中小公司。

　　邱建荣一度也在汕头的写字楼里拥有两间办公室。与其他公司的办公室有些许不同，这里很少接待客户，也没有太多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而电费却奇高。在更长的时间里，没有人会关注到这两间办公室有什么异样，直到被司法机关查封。

　　80后的邱建荣大学毕业于软件工程专业，原是一位做正规APP推广业务的小老板，2015年接触到刷量。他被法院认定为百度手机卫士APP刷量刑案的主犯。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表明，2018年7月百度报案，2019年3月，警方在掌握相关证据后，抵达这两间位于汕头写字楼内的办公室时，发现了多个装满手机的“手机墙”，每个“手机墙”由近百部正在运行的手机组成。

　　“手机墙”总共有2000多部手机，这些手机都装载了邱建荣自主研发的程序“刷量神器”。“神器”可以不间断地读取后台指令，自动执行刷机操作。每刷机一次，手机的各种设备信息就更新一次，继而伪造成一部新手机，模拟真实用户完成从手机APP市场点击、下载、安装并运行软件等动作，再将这些模拟的虚假数据上传到服务器上——这种数据造假的模式在业内被称为“机刷”，与雇佣人力参与刷量的“肉刷”相对。

　　“肉刷”也需以真机作为载体，通过特殊的刷机软件，篡改手机的环境参数，不同的是，人肉刷量的组织者一般会在QQ群中招募兼职的人工操作者，一人假冒成千上万个用户。

　　“手机墙”的构建者邱建荣有5个同事，各有分工合作。其中，邱建荣负责刷机程序的技术开发和统筹工作。刘华斌承担外联的重任，通过微信、QQ等网络平台，寻找持有APP渠道安装包的上家，建立合作关系。

　　在APP推广运营业内，能带来流量或用户的被称为渠道，上架手机应用商店推广是主要渠道之一，包括手机厂商自己的应用商店和第三方应用市场。不同的渠道需要有不同的渠道标识来实现效果追踪。APP开发者会给各个分发渠道制作不同的渠道安装包，具体做法是给每个渠道安装包设置一个专属渠道号，上传到对应的应用市场，当APP在渠道中被下载时，相关统计后台会显示各个应用市场中具体的下载量、用户量等关键数据。

　　记者了解到，每个与百度签订推广合同的渠道商都会得到相应的渠道号，通过这一“有辨识度”的渠道号，百度能够识别出流量是从哪个渠道来的，结算推广费时会统计对应渠道号上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