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民众莫因贪小利帮助犯罪分子洗钱

　　明知亲友实施贪污贿赂犯罪仍协助其将上亿美元汇往香港，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虚构交易协助不法集资人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移到他人名下，帮助隐匿资产掩盖犯罪行为;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仍向其提供银行卡、手机卡，帮助他人注册社交账号并绑定银行卡收取毒资……这些洗钱行为为上游犯罪活动提供进一步支持，既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的依法查办和追赃挽损，也危及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当前犯罪分子洗钱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智能化，衍生出诸如专业网络“跑分”支付平台、证券交易、互联网交易等新型洗钱方式。此外，洗钱行为呈现出大众化特点，犯罪分子利用普通民众法律意识淡薄或贪图小利等，通过给予小额利益等方式诱使他人帮助其完成洗钱过程。

　　上游犯罪多为贪污贿赂

　　“洗钱罪助推上游犯罪资金流转，不仅妨碍司法机关依法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且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威胁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不利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2021年以来，北京法院将反洗钱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法治任务，不断加大惩治洗钱犯罪的力度和效果。”北京高院副院长孙玲玲说，截至2023年10月31日，北京法院共审结一审洗钱罪案件40件44人，其中“自洗钱”案8件，“他洗钱”案32件，审结二审案件1件，案件数量虽稳中有升、但总体偏低，与庞大的上游犯罪数量形成明显反差。

　　据介绍，根据我国刑法第191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主要是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变现、转账、跨境转移、投资、虚构交易等。从洗钱行为分析，最为常见的为“提供资金账户”和“通过转账方式转移资金”。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纳入洗钱罪的打击范围，“自洗钱”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上游犯罪之后，对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进行“清洗”以使之合法化的行为。

　　洗钱罪案件的上游犯罪类型以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为主，其中贪污贿赂犯罪占50%、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占27.5%，其他上游犯罪包括金融诈骗犯罪、毒品犯罪等。在北京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中，涉案金额低则不足万元，高则达上亿元，多发于为亲友洗钱，以提供资金账户、通过转账方式转移资金、代持违法所得并以投资理财的方式协助转移、转换获利等行为最为常见。“自洗钱”被告人主要以使用他人资金账户接收赃款并取现，或通过转账等方式转移资金，以及用于个人消费等。

　　从北京法院办理的相关案件看，当前洗钱罪被告人呈现出年轻化、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且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年龄在40岁以下的占六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六成。从刑罚结果来看，洗钱罪被告人刑期主要集中于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呈现罚金刑力度大、认罪认罚比例高的特点。

　　洗钱活动趋向复杂隐蔽

　　“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金融发展模式的创新，以及国家对洗钱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强，洗钱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增加了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资金来源、性质、去向进行有效追踪和识别的难度，融易新媒体消息，客观上加大了反洗钱工作的难度。”孙玲玲说，通过分析发现，洗钱犯罪数额的增大，也为上游犯罪活动提供了进一步支持，助长更大规模和更严重的犯罪活动，既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的依法查办和追赃挽损，也危及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

　　如在一起案件中，房某明知王某实施了贪污贿赂犯罪(挪用公款罪)，仍协助王某将1亿美元汇往香港，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房某因犯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3100万元。

　　北京高院刑二庭庭长陈伟红介绍，为加大对洗钱行为的惩治力度，加强国际合作，我国多次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洗钱罪进行修订、完善，特别是2021年3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洗钱罪罪状表述，将“自洗钱”行为纳入洗钱罪入罪范围，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

　　此前，杨某作为受贿人，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指使他人提供名下的银行卡账户接收贿赂款，且通过ATM机取现1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该案系贪污犯罪上游犯罪人‘自洗钱’的典型案件，杨某的行为既构成贿赂罪，也属于‘自洗钱’，构成洗钱罪，应依法对其数罪并罚。”陈伟红说，贪污贿赂犯罪的性质决定了腐败行为和洗钱行为的关系极其密切，洗钱行为降低了贪污腐败的犯罪成本，使贪官没有了后顾之忧，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腐败犯罪，同时增加了贪污腐败案件的查处难度;对洗钱行为进行惩治，加大腐败犯罪的成本，充分发挥刑罚震慑作用，有助于全链条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