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协同创新，对抗人类健康“头号杀手”

　　◎本报记者 张 强 通讯员 戴 欣

　　在感染性疾病的科学研究中，协同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协同创新，我们可以扩大合作范围，整合临床病例、科研平台、人才骨干和经费投入等各方面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补齐短板，不仅可以加快科研进程，还可以深入全面地认识其中的科学规律，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感染性疾病简称感染病，包括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感染病占人类全部死因的25%以上，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

　　新冠病毒感染就是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主任王福生带领的团队发布了全球首份新冠病毒感染病理报告。

　　王福生长期从事感染病的临床诊治、科学研究及生物安全工作。在第十三个“世界肝炎日”相关活动上，他再次就相关知识进行了科普。那么，在感染病学领域我们做了哪些原创性工作？如何让临床和科研更好地结合？我国感染病学科体系与防控研究面临哪些挑战？科技日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王福生进行了专访。

　　传染病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记者：能否结合您的科研经历，谈谈感染病学的研究现状和原创性工作？

　　王福生：新中国成立以来，鼠疫、霍乱、伤寒、麻风等一些严重传染性疾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通过全国大规模宣传计划免疫、推广接种疫苗等措施，我国传染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天花、脊髓灰质炎、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疟疾基本遭消除，乙肝的新发病例数逐年下降。我国传染病的科学研究水平目前也已显著提升，无论是体系和平台建设，还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各个方面，均达到国际前沿水平。

　　在与重大及新突发传染病不断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的团队也开展了一些原创性工作。在艾滋病的研究方面，我们针对艾滋病免疫致病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了同种异体过继免疫疗法、干细胞治疗等技术，帮助艾滋病患者实现免疫重建，力求功能性治愈。在慢性乙肝研究方面，首次提出乙肝临床转归中免疫应答“爬坡假说”的原创性理论，开展了过继免疫细胞治疗、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等多种新型免疫疗法的临床转化研究，改善了慢性乙肝及重症肝病患者的治疗效果。目前，我们正在开展儿童乙肝的临床抗病毒治疗和对相关机制的研究。

　　记者：从临床科研角度看，为什么病毒性肝炎防治会遇到“筛查率低、就诊率低、治疗率低”这三大“拦路虎”？当前我国相关科研进展如何？

　　王福生：为消除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等感染造成的疾病负担，及时对感染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十分必要。慢性丙型肝炎已进入直接抗病毒药物（DAA）治愈的时代，患者一般经过3个月左右的抗病毒治疗后，99%以上均能够达到临床治愈。然而，对HBV引起的慢性乙肝，目前临床上依然存在感染者“筛查率低、就诊率低、治疗率低”等难题。

　　大部分慢性乙肝患者身处经济较落后的地区，这可能是造成HBV感染者筛查率及就诊率低的主要原因。而针对乙肝治愈率低这一问题，我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原因。从病毒学方面，HBV感染者具有体内病毒大量复制、病毒抗原及病毒库（cccDNA）持续存在等特点；从免疫学方面，感染者体内大量病毒抗原的存在导致特异性效应T细胞和B细胞功能耗竭或功能缺陷，尤其是在肝脏内原位免疫中缺乏抗病毒特异性免疫应答；抗病毒治疗方面，现有药物可有效抑制病毒复制，但很难清除体内的cccDNA、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目前，成人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药物的治愈率很低，5年连续抗病毒治疗治愈率仍然低于8%。但与成人慢性乙肝相比，儿童慢性乙肝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有较高的临床治愈率，1—3岁治愈率可达50%以上，且年龄越小、治疗越早，患儿的治愈率越高，但其中的免疫学机制等还需进一步探究。总之，无论是慢性乙肝还是慢性丙肝，都应主动筛查、早诊早治，这样患者才能实现更好的临床获益。

　　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记者：这些年，您多次参与重大传染病疫情的临床救治。能否介绍一下目前传染病疫情防控和救治领域的研究进展？

　　王福生：2003年发生的SARS疫情，暴露出此前我国在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方面存在的问题。SARS疫情后，重大和新突发传染病的防治更加受到重视，相关部门设置了重大传染病防治的科技专项。同时，不仅关注临床和科研能力的提升以及相关科研平台的建设，更注重传染病人才队伍的培养。例如，将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提升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质量；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关键技术集成，有力提升了我国传染病科学自主防控和创新能力，为有效应对重大突发疫情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