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三十周年特别报道 | 专访滕泰：A股走出“政策市”

　　自1990年沪深交易所开业至今，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步入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动能下破浪前行，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全球经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严峻考验之年。“三十而立”的中国资本市场如何在中国经济疫后复苏中发挥作用？过去经历过的挫折、走过的弯路，对市场未来发展提供哪些启示？改革开放不止步，而立之年再出发，未来的道路又该怎么走？

　　为了探寻答案，中国网财经推出“三十而立·再出发——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周年特别报道”，专访资本市场三十年改革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为新时代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网财经10月20日讯(记者 李春晖)老股民在谈起A股历史时，总会提到一个词——“政策市”，意指政策左右股指涨跌。这一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较为明显。当时资本市场处于幼年期，各方参与者也不成熟，监管部门难免“过于呵护”。

　　此后三十年间，《证券法》持续修订完善，资本市场法制愈加健全；股权分置改革使A股步入“全流通”，注册制试点终结“炒壳”，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QFII、沪港通、深港通……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持续推进，加速与国际接轨。“政策市”的特征越来越淡化。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接受中国网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资本市场成长到今天，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交易所、券商、审计师、会计律师事务所等市场主体和中介机构逐步建立健全、成熟壮大，政策直接干预市场的必要性越来越低；监管部门也明确了“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回归监管本位。

　　“这个时候中国资本市场再用‘政策市’来管理已经不是很必要了。”滕泰称。

　　三十年成长，走出“政策市”

　　何为“政策市”？如果只是政策出台后对股市造成某种程度影响的话，尚不足以称之为“政策市”。

　　滕泰表示，政策本身就是一个影响资本市场运行的重要因素，即便在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也不例外。是否具备“政策市”特征，关键在于是政府部门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股市，还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参与。

　　“如果是政府部门以人为制造牛市为目标，或是认为市场有‘泡沫’直接喊话、出手打压，这叫‘政策市’。”滕泰称，“但如果是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进行宏观调控，或是推动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提高市场透明度，培育市场主体，进而对股市涨跌产生影响的话，这种情况是合理的，是不违背市场规律的。任何国家都会如此。”

　　滕泰表示，“政策市”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比较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我国资本市场诞生初期，由于市场不成熟，法治不健全，投资者缺乏风险意识和专业知识，出现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事件：深圳“8.10”事件、“327”国债期货事件等等。一些事件不只影响到股指走势，甚至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存续和社会稳定。

　　“在市场主体发育不完善时，政府多管，从某种程度也体现了一种‘呵护’。”滕泰称，“但有时就容易管过界，变成政府说了算，而不是市场说了算。”

　　如今的中国资本市场，与诞生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滕泰表示，过去三十年中，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使资本市场沿着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轨迹不断成长：

　　1998年《证券法》出台，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有了跨越式进步，对市场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具有重大意义。一些坐庄、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在有了《证券法》之后得到纠正和改善。

　　2005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中国资本市场告别了法人股、国有股不能流通的“瘸腿”走路阶段，成为一个全流通的市场。

　　同年，肩负着证券承销、交易、并购、产品创新等重要任务的市场中介机构——券商开启行业“洗牌”。一些违法违规、经营不善的券商主体退出市场；更多竞争力强劲的券商机构在兼并重组中崛起，并迅速发展壮大。

　　此后数年，创业板、新三板相继开板，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市场主体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框架逐渐确立。

　　2019年、2020年，科创板注册制、创业板注册制相继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在发行上市方面朝着市场化又迈进一步。

　　经过三十年发展，市场化观念已深入人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既定发展战略和全社会共识。证券监管部门也真正找到了自身定位——“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坚持市场中性，回归监管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