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底层，就没有权利书写底层吗？｜编辑部聊天室

148期主持人 | 徐鲁青

整理 | 实习记者 李雨桐

“真实故事计划”日前刊发了一篇关于作家袁凌的文章，题为《一个贫困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讲述了小有名气的非虚构作家袁凌面临的生活困境：没有北京户口、单位社保和固定工作，在北京也没有房产。出版市场的不振让他更加感受到自由职业的困难，但他今年已经51岁了，即便发表或出版了很多非虚构作品，依然很难找到工作。

在朋友圈里看到很多人转发了这篇文章，一方面表达了震惊——原来连像袁凌这么有名的人光靠写作也难以支持生活！另一方面，有些人联想到自身的处境而分享了某种认同感，靠写作为生正变得越来越难。

董子琪：那篇报道说袁凌今年会有十几万收入，虽然这个收入可能跟他的知名度不相匹配，但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他的悲观主要来自于对未来预期的不落实，他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有这些合同，还能不能有这些收入。我觉得不用过于夸大他的经济困难，我身边很多写诗、画插画的朋友可能根本没有这个收入。 

后续的一篇评论文章让我觉得莫名其妙。作者认为袁凌错过了“好几次人生富贵的机会”，说他本来有机会可以读葛兆光的博士，在大厂安安稳稳地做新闻中心的副总监，但他都放弃了。

袁凌的这个事情让我想到维舟。他们年龄相仿，也都是名校毕业的学生。从维舟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进行写作的同时，也做好了本职工作，升职加薪做到了管理层，但最终没能躲过公司的裁员。如果按这篇评论作者王路所说，维舟应该是没有错过所谓的“富贵的机会”的，但依旧避不开坠入人生的低谷期。从后见之名来判断前人的经历，是草率而缺乏公正的。我不觉得从这两个人的经历当中能总结出什么人生经验让我们避免失败。所谓的经验和教训只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成功学揣测而已。

尹清露：通篇文章读下来，袁凌本人面临的困境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另一方面，毕竟他的经历和期待值摆在那里，他觉得比较微薄的收入在我们看来已经很多了。

王路的回应体现出来的，是与袁凌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王路认为用文字的形式来施展文学才华是一种相当局促的手段，而一个创作者单打独斗，很难把才华转化为一种有丰富市场需求的产品——他自然而然地应用了“产品”一词，并显然不觉得适应此种世俗标准有什么不对。

徐鲁青：子琪今年上海书展期间采访甘德的那篇稿子里也提到，我们现在的语言需要有“交易价值”，变成一个产品，才能获得金钱的回报。前段时间在胡安焉新书《生活在低处》的活动上，他的编辑提到了“自发写作”的概念，觉得现在自发写作的人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作者“命题作文式”的写作，编辑给什么题就写什么题。人们如果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准确的未来预期，很可能就不愿意再去做了。

潘文捷：去年我参加了一个历史学领域的评奖会，会上一个老师发言说他很难受，喜欢写的东西评不了职称，学校领导也和他说类似“你写的书有屁用”这种话。他说他不管这些，哪怕评不了职称，也要先写他想写的。这位老师之后，又有一位年纪比较长的教授发言，他拿自己举例，教导大家可以先去完成评职称要做的事，在这之后尽情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会上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同意这位年长学者的观点，因为他们大多数人还是要在这个体制内往上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