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群众不行”？当知识分子与群众相遇在十字街头(2)

在袁先欣看来，中国的群众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脉络，跟典型的现代工业及其所形成的现代政治直接关联的群众是其中一脉，在中国主要城市之外，还存在着分散的群众，即广大的、农村的、少数民族的、边疆的、区域的群众。她由此指出，知识分子应该关注民间。

宋念申谈到，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在美国教书，同事们一片哀嚎。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的很多声音都认为“这届老百姓不行”，这些人都是民粹主义，特别容易遭特朗普迷惑。但他的一位做美国史研究的同事却认为，不应该责怪老百姓，这些人本来是应该支持民主党的。在20世纪70年代，民主党提出的政治性主张对工人、少数族裔给予了支持，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如今这些人却在给特朗普投票。“民主党后来变成了如此精英化、金融化的团体，你把这些人抛弃了，怪谁？”

由此，宋念申反思了整个美国进步主义的传统。他谈到，在1968年由左翼学生和民权运动分子共同发起的抗议运动中，激进的学生让他想到了五四运动前后的知识分子，“也要上山下乡、和工人农民打成一块儿”，而且他们的身体接触“真的是肉体意义上的”，“认为应该去找工人结婚，跟他们性交”。这样的气氛形成了一代政治精英，他们认为政策要照顾更为广泛的底层群体。“里根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崛起，左翼和金融集团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宋念申的同事认为，不要去埋怨这些人为什么投票支持特朗普，而是要去审视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使得本来应该支持你的群众离开了自己？

宋念申说，在舆论中我们常看到有人说“这届群众不行”，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会导致说话者以为自己跟群众是不一样的，“我是比较高档的，我有更高尚、高超的人道主义精神，群众都是庸众”，而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体会群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去思考为什么他们会走向右翼民粹。

袁先欣也谈到，《群众》一书中提出了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二元对立，一定程度上映射的也是个人和大众的二元对立。20世纪初期那一代知识分子可以融入群众，是因为他们可以调整自己。他们认为改造自己本身，也是在改造群众。“鲁迅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就是从启蒙群众——即讲群众有多么病弱——转而变成了知识分子批判。”到30年代，鲁迅左翼运动的展开，并非是去上海杨浦区告诉工人他们没有文化、还不够现代，反而他大量文化场域的言论和实践是在知识分子的内部进行的。“20世纪群众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每个人如何通过自我批判来改造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