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之后，我有权利不看微信吗？｜编辑部聊天室(4)

徐鲁青：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谈论数字时代工作如何侵占人的睡眠时间。他提到，在现在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只有失败者才会去睡觉，如果你睡得多了，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懒汉和失败者。他说，上个世纪人类的平均睡眠时间是10个小时，新世纪是6.5个小时。联系到我自己的生活，如果每天睡10个小时我会觉得特别愧疚，怎么会睡那么久，什么事都不干。

董子琪：在睡觉上都追求获得感吗？其实睡觉的时候是有灵感的，有创意的产生。

林子人：人的大脑就是工作状态和放空时间和各种不同的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它不是一台可以24小时运转的马达，它会有一些间隔。你可能从各种不同的活动当中获得各种不同的刺激，然后在某种神秘力量的指引下，缪斯女神降临一般，找到你的写作灵感。对我来说，文字工作者是这样的存在，所以我完全不相信我们可以统计出你具体每天花了多少小时在工作这件事情。

尹清露：但是对于媒体工作者来说，等待灵感降临好像也是一种奢侈，如果灵感没有降临，稿子就不写了吗？好像还是要形成一种工作流，像村上春树所说的，你不能靠灵感，而是要靠有规律的坚持。我非常羡慕作家小白的工作方法，他曾提到过自己的方法是大量地读，读完之后先不做检索分类，而是自然地在写作的时候在脑中浮现出之前看过的知识。但这可能是面对一个更大的项目——比如一篇大的论文或小说——时的方法，媒体工作者能否这样做我很怀疑。

徐鲁青：我们之前不用打卡坐班，这几年公司规定每个月要在钉钉上打卡80个小时。写东西明明是一种创意工作，我们待在公司真的有用吗？

如今办公的监督技术越来越发达，监控系统也侵入了很多行业。2019年美国亚马逊遭揭秘用AI监控员工摸鱼，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追踪到每名物流系统员工的工作效率。一旦开小差的时间太长， AI甚至可以自己生成解雇指令，不需要人类做决定。背后的观念是，大家会觉得上班摸鱼地行为类似于偷了工资或者偷了老板的时间，所以监控办公时间成为老板的手段。

尹清露：我想到美国音乐人Caroline Polachek的一首歌《Bunny is a Rider》，讲的是Caroline想要偶尔离线、不遭人找到的愿望，她认为这种偶尔消失的状态是无罪的。歌词里有一句“bunny is a rider, satellite can't find her”，而之所以隐形加班那么多，就是因为跟这句歌词相反——每个人都遭卫星定位着，无论是使用微信和钉钉打卡的脑力劳动者，还是遭算法和实时地图定位监视的外卖员等体力劳动者。 

这是技术，而技术带来了韩炳哲所说的“透明社会”，每个人都像是在透明格子间里互相对望，隐私也随即消失了，这个概念和福柯的规训社会比较相近——其中的人是理性的个体，也是新教伦理中自律的、自愿遭剥削的个体。，她还提到了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德勒兹提出的“控制社会”，人甚至不再是个体，而变成了个体产生的数据值，所以才会有支零破碎的零工者，像《一人公司》中的失业者一样遭大卸八块似的身兼数职。作为数据的人仿佛遭平铺开来，也就更需要随时响应老板的命令了吧。作为数据的人想要变成无所不能的超人，而我们期望变成却又永远追赶不上的，正是那个真正的数据人（AI）=超人，而AI是永远不会离线的。

扯远一点说，隐形加班的背后是一整套技术哲学的变迁。如果真的要解决隐形加班问题，或许需要反思我们一直以来期望变成的理想状态——非要像AI一般智力非凡、运转灵活才好吗？（说起来，如今夸人的词也都是“聪明/迅速/冷静/无懈可击/八面玲珑”）如果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人工智能，那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珍视一下人类的肉身性呢？而肉身需要休息，即使笨笨的，即使经常反应不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