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之后，我有权利不看微信吗？｜编辑部聊天室(5)

董子琪：最近三八节，钉钉还搞了一个活动，在《中国妇女报》弄了一个tag说“例假真的是一个假”，说例假是可以在钉钉上请假的。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通过钉钉来请一个例假，但钉钉的存在却真实地让请假变得困难了。

林子人：现在雇主越来越强调监控员工的工作时间，迫使员工尽可能地投入更多的实际工作时间，是一种控制人力成本的手段。因为如果他真的担心一个员工在一天的工作时间里无法完成ta的工作，雇主完全可以雇两个人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不想，他想的是尽可能地提高单个人工的生产率，这非常值得琢磨。

我之前读日本社会学家广井良典《后资本主义时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的无限循环，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动力，但由于它已经没有办法再维系了，人已经很难不断地催生出新的需求，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也在不断减少，由此会形成一个生产率越高、失业率也越高的悖论。也就是说，在生产率达到先进水平的社会当中，很少数的人参与劳动就能够生产出大量的商品，这意味着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办法通过劳动来获取收入的——这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生产过剩，也是如今一些发达国家年轻一代失业率非常高的根本性原因。

广井良典把这种情况称为过剩带来的贫困，此外，过剩带来的贫困会加剧加班文化。他说，这种状况越严重，围绕着雇佣的竞争就越激烈，有幸获得有限的工作机会的人便会为了保住饭碗而超负荷工作，遭压力、过劳和健康恶化所困。从整体上来看，这就陷入了失业与过劳同时存在、且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悖论。

潘文捷：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些人加班加到累得要死，但是有些人却非常清闲，像电影《年会不能停！》里面一样。体制内的朋友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基层员工特别忙，但又有一些员工什么没怎么做事却照样领薪水。阎步克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里谈到，同样一个组织机构，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同的组织。比如中国古代王朝的官僚机构不仅是用来干活的，同时也是身份组织和生活组织。钱是分为两部分给的，一部分是按劳务即工作量给的，还有一部分是按你的身份来给的。因为除去办事的部分，官员们效忠政权并拥戴皇帝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现代的很多组织机构似乎也是如此。比如某个市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某个学会有十几个副会长，这种冗官冗吏都是身份组织的特征。有些人不必干事就能拿钱，但有些人就是按劳务给的，基层员工和高管之间是很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