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数字产权。集成后的数据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但这些数据来自不同的提供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建立和保护数字产权,是数据资本化的必要条件。
第四,数据公平。加强数据竞争,所有市场参与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平等使用数据,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基本要求。
沈艳: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林毅夫教授构建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的良好运行既需要市场竞争来提供准确的价格信号和激励机制引导资源的配置,也需要政府克服经济运行、结构转型升级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市场失灵,主张“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我国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应采取上述阐释为基本原则。
对发达国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部分数字化转型,可以交由市场机制主导、政府负责制定清晰规则并完善监督机制;对于我国已经走在世界前沿的部分数字化转型,则需要采取容许政府和企业更多互动的机制,尽快发现转型机制和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一点,2019年底以来人民银行开始推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和即将推动的央行数字货币试点等,都为其他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
李铁:有关部门提出了推进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关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类企业和平台跃跃欲试,准备探索新的模式,帮助中小微企业获得未来的发展机会。从经济学角度看,对于只拥有有限数据量的中小微企业来说,无论是从人才储备,还是从研发投入,或者从有限的数据规模来说,中小微企业那点微薄的利润都不能够支撑其需要承担的成本,投入和产出完全不能匹配。因此可以明确地说,融易资讯网(www.ironge.com.cn),让中小微企业自身来完成数据化的转型应该是十分困难的。是不是通过新建的政府平台或者第三方平台就可以解决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问题呢?还是要按照市场化的经济规律来分析。
吴绪亮:中国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事关全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需要进行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目前国家虽然从新基建、数据要素、上云用数赋智、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等角度进行了政策布局,但是关于农业、制造业、能源、服务业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依然存在各自为阵的局面,各部门多头推进,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统筹,重复建设、标准不统一、共性技术平台无法复用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2020年全国两会,马化腾先生提交的《关于加快制定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壮大数字经济的建议》,就明确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由宏观综合管理部门牵头制定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这对于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和释放科技及商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在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制订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厘清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基本准则就是涉及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等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公共政策支持,除此之外都应该交给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和创新发展。
张雪琴:从企业角度来说,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必须遵循的经济学底层逻辑和商业模式有哪些?
沈明高: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是更便捷、更多选择,并为企业带来更高的价值。数字经济具有规模优势,具体体现为交易成本的下降,催生新业态;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可以成为新的竞争力源泉;个性化解决方案,不同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价歧视,而是以个性化、差异化为基础。新的商业模式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更低的成本。数字化,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搜寻、重复/复制、传输、分享、核实和追踪的成本,使得大规模计算以及以计算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成为可能。
第二,去中介化。交易成本的下降、链接方式的改变,将使得企业和各类组织更加专业化、扁平化和平台化。随着区块链技术等的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直接。去中介化,可以减少中间环节,提高交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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