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方式从主要依靠“引进来”到开始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再到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区域合作，不断升级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贸易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只依靠传统的对外经贸发展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我国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需要，我国对外开放方式格局需要进一步创新。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为我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确定了核心原则，也标志着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一方面，要从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向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转型，全面推进构建更加法治化、国际化、现代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已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工作，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和世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完善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充分参与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改革大潮，提升话语权和主动权，真正从规则层面推动制度型开放，真正实现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的高质量发展。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健全法律制度和规则体系

　　推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健全法律制度和涉外经贸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基础要素。

　　我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目前已缩减至33条，再加上新的外商投资法已正式颁布实施，这都为保护外商投资权益，促进中外企业公平竞争提供了坚实保障。不仅是“引进来”，未来也应在支持“走出去”等涉外法律制度和政策方面进一步完善，与国际经贸惯例和规则相衔接，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政策，建设对外投资公共服务平台，支持有实力、有信誉的优质企业“走出去”，树立中国品牌形象，对中国文化、技术、产品“走出去”形成良好的带动作用。同时，健全对外贸易调查制度和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健全海外投资风险评估体系，充分保障我国企业的海外利益，以及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安全。通过推进与对外开放相配套的制度和规则体系建设，与国际市场环境全面融合，为我国企业真正参与海外竞争保驾护航。

　　全面推动制度型开放

　　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既是我国深化改革，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当前国际复杂关系和经贸形势的关键所在。

　　以国际经贸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要素为主的制度型开放内容，与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紧密相关，体现了公平竞争和效率保障的发展要求，也是国际营商环境优化的核心所在。作为制度型开放的排头兵，以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平台推进的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政策，先行先试为我国加快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充分体现了我国正在从制度开放层面与国际环境和规则进行全面对接，适度引领变革。未来应该继续以此为核心要务，一方面处理好政策先行先试与全面推广之间的关系，做好政策创新效能的充分全面评估，保障每项创新政策的真正落地落实与正向效益；另一方面处理好政策实施与有效监管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开放政策实施与有效监管之间的协调，提高管理控制能力和监管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全面推动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实现国际营商环境的整体优化升级，打造制度创新的新高地，真正做到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打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优势。

　　加强技术创新支持力度

　　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更深层次开放，除了需要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保障外，技术创新是亘古不变的核心生产力。

　　当前，世界新技术革命正在酝酿中，以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物联网和计算机技术、海洋资源开发、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正在快速革新发展，各产业在技术爆发推动下蕴含着巨大发展潜力。在新技术革命浪潮背景下，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回流和全球中小型企业网络化制造趋势已经显现，使得我国传统的大规模制造加出口的产业结构体系受到发展阻力。面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竞争冲击，我们应该基于更加积极开放的国际合作姿态，充分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在外部全球层面的更广领域充分实现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内部国家层面推动东中西部各省份基于人力、资本、技术等特色资源开展全面的优势互补与搭配衔接，在国内产业转移浪潮推动下，配合技术创新支持政策，紧抓全球技术革命的关键时机，实现更大范围和深层次的创新技术突破，做到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掌握未来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有效应对挑战，推动结构调整，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合作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关系呈复杂演变态势。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