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让我弟回去上学

　　课桌还是那样，不垫一下桌腿就有点晃。椅子也是，坐久了硌屁股。对廖小冬来说，教室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却又是“久别重逢”。不是假期结束之后的那种重逢，而是差一点就再也不见了。

　　“我走了半个中国才回到课堂。”廖小冬说，读初一时，他曾因“网瘾”辍学，进过厂、挨过打、端过盘子，哥哥廖小龙始终没放弃，一定要把他弄回学校。

　　6年后，19岁的廖小冬考上了大学。报到的前一天，他把自己和哥哥的故事发到网上。这段名为“记录因网瘾辍学后的七年”的视频很快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单，很多网友通过评论和私信，向这对兄弟咨询“劝学”经验。

　　“每条评论里都有一个痛苦的家庭，我们想出一分力。”哥哥廖小龙在视频网站写下联系方式，组建起一个名叫“引路人”的劝学群，还制作了“劝学互助表格”。  

　　群里的信息是他似曾相识的经历——“劝妹，初三在读，游戏瘾”“因网瘾脾气爆、打骂不尊重体谅亲人”“自称‘恨父母’，不愿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交流”……廖小龙看到信息背后的“廖小冬”们，也意识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和弟弟一样，“网瘾不是厌学的‘根’”。

　　如今，廖小冬把重回校园的那天称为“人生的转折点”。

　　他清晰地记得，教室门上张贴的新生名单，“廖小冬”排在最后。他是插班生，重新读初一，等老师排完座位，他看到四周都是新同学，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

　　“没人知道我曾是一个‘网瘾少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真的不想去学校了”

　　2013年，在江西一个普通的农民工家庭，19岁的廖小龙离家去上大学。弟弟廖小冬还记得，送哥哥那天，一家人早上五六点就起床了，天气雾蒙蒙、白茫茫，他撑着困意，看爸爸和哥哥登上绿皮火车。“家里人说，以后哥哥半年才能回一次家。”

　　廖小龙比廖小冬大10岁，三四岁时，父母在广东潮汕地区的家具厂打工，没人陪他玩，他就看父亲干活，“先在贝壳上做标记，再把它通过工艺弄到红木家具上面”。

　　外地来的小孩儿遭当地村民称为“外省仔”，很容易遭欺负。廖小龙从小就会讲潮汕话，能伪装成“本地人”，但他从不敢说自己的全名，“因为他们一个村子都是一个姓”。突然有一天，母亲的肚子鼓起来，廖小龙特别兴奋，他坚定地相信，“以后要有个给我撑腰的兄弟了”。

　　弟弟出生那天，廖小龙放学回家，看到父母“去医院”的留言，激动又期待。吃晚饭时，这个小男孩儿把粥里的肉全挑出来，想留给弟弟做“见面礼”。后来他才知道，初生婴儿不能吃肉，沮丧感他至今都记得。

　　廖小冬的童年，所有玩耍的记忆几乎都和哥哥有关。在他印象中，父母上班，哥哥就把他放在自行车后座，载着他骑过村里的山坡，经过溪流。不管先前他哭闹多凶，只要一坐上哥哥车上的儿童椅，他就能很快安睡。

　　“我哥左手扶着我，托着我的头，右手扶车把，载我去过很多地方，回家时左胳膊上都是我的口水。”

　　有一次，廖小龙载着弟弟摔了一跤，他一瘸一拐地抱着弟弟回家，遭母亲臭骂一顿。

　　廖小冬一直都觉得，母亲对哥哥比对自己严厉得多。她会因为和哥哥拌嘴，就赌气不交学费，直到班主任来劝；她曾当着哥哥朋友的面发火；每每兄弟俩发生冲突，母亲也总是毫无条件地支持弟弟。

　　廖小龙的学业成绩一直不错，他上初中时，一家人搬回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为了哥哥能参加高考”。在廖小冬看来，母亲并非不重视哥哥，而是对长子施用了不适当的管教方式。

　　上大学以后，廖小龙说自己是“逃离”了令人窒息的母子关系。他办社团、开小店、谈恋爱，仿佛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如鱼得水”。他给父母打电话时，也会和弟弟聊几句，那时他没有意识到，弟弟那隐藏着危机的青春期很快就要到来。

　　长子离家后，廖家父母没空照料、陪伴幼子，就买了台智能手机安抚他，廖小冬开始接触手机游戏。在生活上，父母对廖小冬几乎“有求必应”，可一旦他任性，又会进行严厉的“棍棒教育”。

　　2016年秋末冬初，在南昌上大学的廖小龙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弟弟已经一个星期没去学校了，每天在家里打手机游戏”，还说要离开学校。廖小龙蒙了：“13岁的孩子，不上学能做什么？”

　　后来他得知，刚上初一的廖小冬，期中考试从年级200多名下降到600多名。年轻的班主任在家长会上把廖小冬当成退步的负面典型来举例，还把父子俩带到公共办公室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