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是高山》：请回到电影本身|荔枝影评

（作者耷子，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影评人，执行制片，江苏省电影电视评论学会理事；本文系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本是高山》是一部让人遗憾的电影。这个遗憾，绝不是指舆论场里那些排山倒海的无端苛责，也不是电影在艺术创作上留下了什么重大缺憾，而是，这部电影当下所面对的大众观影心态，都被不可逆转地影响了——我们还能否静下心来回到电影本身？

“造神”还是“造人”？这是人物传记电影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剧作上看，《我本是高山》处理得十分谨慎且出色。这不是一部纪录片，更不是宣教片，在展现张桂梅人生经历的过程中，主创始终都在以电影的语言，去构筑一个“人”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和内心。

从来都不可能有一个仅仅依靠宏大信仰，就可以支撑自己选择一条最难走的路，进而燃尽生命的人；也从来不会有一个仅仅依靠爱情的慰藉，就可以克服万难，逆势而上，冲上顶峰的人。正因为此，《我本是高山》在创作上选择了一条并不易走的路——放弃了先进人物事迹报告式的简单价值排序，试图让我们敬仰的张桂梅老师，更像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用电影语言去展现张老师的坚定信仰，你不会听到纪录片里的那些铿锵言语，但张桂梅最爱听的《红梅赞》总是响彻校园，从她胸前始终佩戴的党徽、与青年教师重温入党誓词、校园里飘扬的五星红旗中，你都可以看到张桂梅信仰的力量。

用电影语言去展现张老师走出困境的成长之路，影片让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去世的丈夫，陪她度过了难捱的日子。这种设置，绝非是对人物的精神境界做了所谓的“降格”，反倒是突显了人物的真实质感：其一，现实中，丈夫的去世确实是张老师当年离开大理的情况，融易新媒体消息，片中女教师的“怒怼”，也印证了亡夫对张老师的人生冲击；其二，片中丈夫与张老师的对话，实为张老师焦灼内心的投射，除了丈夫有限的宽慰之外，更多的是张老师对痛苦的自我消解——她始终在孤独中抵御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和质疑，令人心疼。

以信仰和个人情感为基，《我本是高山》用足够饱满的故事素材，夯实了张老师从平凡走向不凡的过程。显然，张老师是在生活的历练和对大山教育状况的深刻观察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奋斗方向。在重男轻女的大山，女孩们的生存状况让她揪心、愤怒、焦虑，所以她说，在华坪女高“教书是在救人”。这句振聋发聩的台词，让全片得以立稳。

对于舆论海啸中挥之不去的“男女对立”质疑，但凡看过影片的人就会知道，这都是无法站住脚的观点。如若大山女孩上网吧、酗酒母亲、辞职女教师这些反复被诟病的“热点”，硬要被曲解为矮化女性角色、拔高男性角色，那么任何电影、小说或是其他艺术创作，但凡里面涉及到人类角色，那就一定会有人觉得“被冒犯”，继续讨论下去则无意义。

《我本是高山》最令人感佩的，是它从不回避关于现实、私心、金钱、选择、权衡的真实样貌，所以，它自始至终都不是一部仅仅还原张桂梅高光人生的电影。片中教育局的楼梯走廊上刷着这样的标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在大山深处，要想实现这样的愿景何其艰难。所以，张老师踏遍山野的每一个脚步、女孩们的每一次呐喊，都显得如此可贵。

这是一部从编剧到表演、到视听技术都完成度较高的电影作品。海清演绎的张桂梅，除了形似之外，也赋予了人物更丰富的性格质感——这不是纪录片，不是对原型人物的复刻，在大银幕上，张老师的坚强、隐忍、温润、博爱，以及对自我的反思，都被精确地表现出来，具备很强的说服力。大山里的女孩们，也以逼真的表演为影片拉满写实度。如果说有何瑕疵，那就是影片在展示个别“煽情”场面时稍显冗长，可以再克制精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