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护茶馆”：连起遭阿尔茨海默病隔离的一座座“孤岛”

在照护茶馆聚会的长桌上，叶丽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哭。

她今年55岁，控诉的对象是她丈夫。那天早上，丈夫毫无原因预兆地打了她一巴掌。

一年前，叶丽芬的丈夫确诊阿尔茨海默病，随后的每一天，他脑海中的记忆不断减少，他忘记自己是谁，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性情变得暴躁易怒。叶丽芬承担起这一切，从喝水喂饭到擦身洗漱，事无巨细地托举着丈夫日常生活的每个环节。

但当这样毫无喘息的付出换来一记响亮的巴掌时，这个长期咬着牙坚持的柔弱女人再也忍不住了。“我真的想不通，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她失声痛哭。

压抑、委屈，是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认知症患者照护者们普遍面对的情绪牢笼，这是一种无法计较，却真实存在的持续、单向度的受伤与痛苦。

在外人面前，叶丽芬总是坚强的，努力做到乐观向上。只有在“照护茶馆”，她才会揭下面具，将自己的无助跟委屈摊开，寻求众人的共鸣与帮助。

“照护茶馆”并非实体茶馆，而是专门为认知症患者家属及照护者开设的社交场所，每个月，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在照护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寻求解决办法，同时倒倒苦水，缓解紧绷的压力，得以喘息。用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创始人、“照护茶馆”创始者顾春玲的话来说，这是一群“难友”抱团取暖，彼此鼓励，成为在照护认知症患者道路上“战友”的故事。

在9月21日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到来之前，记者走近了他们。

“经验主义”茶馆

2008年，汪达民在退休后带着妻子旅行的途中，发现了她的不对劲。妻子在下楼取酒店房卡的时候久久未归，汪达民四处找了很久，才发现妻子就站在酒店大堂，找不到房间。回来后，妻子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当时，她不到60岁。汪达民如今是“照护茶馆”的大掌柜。

根据国际上认知症在老年人口中占4%左右的患病率测算，上海患认知症老年人约为30万人。而在认知症的不同类别中，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一种，占比高达50%—60%。在目前的医学界，这是种病因不明、完全不可逆的致死性疾病。

于患者，认知症让大脑萎缩，智力退化，使其无法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于照护者，这意味着每日24小时无间断的悉心照护，无尽地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以及患者每况愈下的认知状况。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条已知的艰难下坡路。

只不过，清醒着的人总是承受着双份的痛苦与压力。

退休前，汪达民是一家企业的高管，因工作需要常年出差，家里的大小事宜都靠妻子打理，很大程度上，他是家里那个“双手不沾阳春水”的角色。据汪达民回忆，最初照护妻子的那段时间，无措、疲惫、崩溃、压抑充斥了他生活的全部。

妻子只记得自己姑娘时的模样，照镜子看到自己年老的模样时经常会遭吓到，然后质问汪达民：这个老太太是谁，为什么会在我家？但她很难听懂丈夫的解释，因此只能更加生气，然后一拳挥向镜子。

汪达民晚上很难睡好，妻子会突然说：“阿公，遭盖好。”但在给她掖好遭角五分钟后，她会重复同样的话术，一直循环到天亮。

认知症患者需要跟外界交流，有时汪达民会带妻子去远处散心，但在出租车上，妻子会无缘无故跟司机吵起来，一言不合，还总吐口水。汪达民只能捂住妻子的嘴巴赔偿道歉，请司机谅解。每到这时，窘迫感和痛苦成倍来袭，汪达民常感到无助：“谁能来帮帮我，妻子的这些需求跟行为到底要怎么处理？”

无助了5年后，汪达民找到了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那里有专门为认知症照护者开设的课堂，医生与专职护工会来授课，教导他们如何正确照料患者们的起居。

汪达民坦言，起初，课程带来了很多启发，但在照料认知症患者的经年累月中，有限的课程内容很难涵盖到妻子无限延伸的新需求。他希望能跟更多照护者对话，换原先医生专家单向度的输出变为当事者们的沙龙讨论，给予彼此的经验，为照料过程中不断迸发的新问题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彼时，顾春玲引入国际理念，在浦东洋泾社区开了第一家“记忆咖啡馆”，希望中国的家属能和国外一样，聚在一个轻松的氛围里，一起讨论患者的状况，彼此分担照护过程中压抑许久的情绪。

在尽美接触了这么多认知症患者家属，顾春玲能很明显感受到，不少患者家属在照护的起步阶段，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惶恐与无助，而在照料的过程中，他们又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