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湧：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完整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这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完整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深刻把握内涵要求

　　深入理解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内涵要求，可以从五个方面把握。

　　更大范围。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开放“后卫”变成“前锋”，沿边开放迈上新台阶，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完整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但也要看到，我国区域开放布局仍存在不平衡问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优化区域开放功能分工，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完整开放格局。

　　更宽领域。我国已宣布完整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但服务业开放仍相对滞后。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应将服务业作为重点领域，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绿色贸易等蓬勃发展，成为带动国际贸易增长的新亮点，也成为各国抢占制高点和争夺规则主导权的新领域。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加快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境。

　　更深层次。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从以往的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深度拓展，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进一步吸引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需要在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壁垒的同时，更加重视“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建立同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的合规机制，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更加主动。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一些经济体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搞泛安全化，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过去相比，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序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以开放的主动助力改革的主动、保障发展的主动，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

　　更为安全。安全是持续开放的重要基础。随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融合程度越来越深，“走出去”企业和人员数量越来越多，海外资产越来越多，必须更加高度重视对外开放中的安全风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就要统筹开放和安全，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水平开放。

　　深入认识重大意义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以开放促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必然要求。

　　推动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高质量发展是完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能够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优质要素供给和更大市场需求。从供给看，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大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力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集聚优质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助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着力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将有力促进数据、人才等科技创新要素向我国流动集聚，有利于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从需求看，通过深化外贸体制、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为我国优势产品和服务出口创造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力推动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带动相关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力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