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湧：晋升国际轮回质量和程度要掌握三个逻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回望历史，从改革开放后的融入世界经济，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再到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是我国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与时俱进、步步深入的体现。新形势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需紧紧围绕畅通循环这个关键，瞄准提升质量和水平这个目标，融易新媒体，把握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理论逻辑：

　　把握两个对立统一关系

　　经济循环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有机衔接和周而复始，是实物循环与资本循环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结果，其中包含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国际循环是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循环越出一国的产物，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链条在世界范围的延伸，本质上仍包含这两个对立统一关系。从生产力看，国际循环是否畅通，直接表现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否繁荣，直接决定了全球物质产品和社会财富能否有效积累，直接影响着世界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等宏观变量。从生产关系看，各经济体在国际循环中的分工地位明显不同，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从国际循环产生的增值与财富中获益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上层建筑看，国际循环伴随着经贸规则和治理体系的构建，如国际贸易体制、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各类区域经贸协定等。这意味着，我国要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层面一体推动。

　　历史逻辑：

　　发展阶段变化提出新要求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这是对我国当前对外开放新形势的客观、理性、精准判断。

　　从国内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高质量国际循环助力解决新矛盾新问题。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末，我国引入境外资本、技术并与充裕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助力解决了供给短缺这个主要问题。进入本世纪后，我国加入WTO，国内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通过调整国际贸易与投资结构，拓展了参与国际循环的广度和深度，助力解决了大宗商品供给约束和多个行业需求约束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大大提升了国际循环位势，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要看到的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表现在供给存在卡点、堵点、脆弱点，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同时，国际环境明显趋紧，外部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在此形势下，一方面要求实施高质量引进来，以国内大循环吸引集聚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和资源，改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要求推动高水平走出去，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对冲外部打压遏制的影响，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要求我国通过高质量国际循环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的快速发展演化阶段，进入模式转换和动力转型期。从生产力看，全球市场需求萎靡，传统贸易投资不振，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从生产关系看，不同国家、不同群体获益不均的矛盾充分暴露，成为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主要诱因。从上层建筑看，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亟待调整完善。在此形势下，我国作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大国，要通过高水平开放构建高质量国际循环，着力推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着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合作共赢，着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实践逻辑：

　　找准提升质量水平的方向

　　我国已深度融入国际循环，但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效益仍有较大拓展空间。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就是要夯实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经济更为密切、更高质量的交流和互动。

　　从比较优势看，过去以要素成本为主，未来要向强大国内市场为主转变。这是从生产力层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根本。其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强大需求市场。关键是要推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迈上新台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在目前4亿多人基础上明显扩大，打造充满活力的消费环境，形成对全球优质商品、服务以及市场导向型优质外资的引力场。二是强大供给市场。关键是要在保持全球最完整产业体系的同时，依靠创新驱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质量、行业标准和服务体系，巩固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贸易投资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