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阳：印太经济框架破坏多边贸易规则

　　作为美国拜登政府推进实施“印太战略”的关键一环，印太经济框架于2022年5月份启动，同年9月份开启正式谈判。该框架是拜登政府以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的，没有寻求国会批准，在内容上也未涉及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承诺，这使得该框架不仅在制度保障层面充满不确定性，在经济层面也缺乏福利效应和贸易潜力。此外，拜登政府的多位高官公开声称，印太经济框架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将用来“有效反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显然，印太经济框架被美国赋予了浓重的地缘博弈色彩，试图把经济事务政治化、武器化，甚至意识形态化，这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以及多边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整体格局和未来发展进程产生多方面的破坏作用。

　　首先，扰乱亚太地区秩序。

　　“印太战略”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制定并实施的地缘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打造由美国主导的新的安全与经济规则，构建地区新秩序。“印太战略”最初以安全议程为重心，到2019年底基本完成了安全议程的实心化、机制化与多边化建设，并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打造为核心机制。

　　拜登政府上台后，为应对新冠疫情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的新形势和美国面临的各种内外部挑战，一方面在形式上调整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事风格，加强了与传统盟友和地区伙伴在经贸规则、技术管制、价值观等领域的协调，另一方面则继续积极推进实施“印太战略”，并谋求在深化安全议题合作的基础上补强经贸层面的布局，印太经济框架正是这一动机的产物。

　　在“印太战略”此前仅限于安全合作时，亚太地区多数中小国家持审慎和观望态度。在印太经济框架这件经济外衣的掩护下，美国将多个亚太国家纳入了“印太战略”的圈子。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利用该框架逐步把政治安全与经济议题进行捆绑和渗透，搞集团政治，甚至强迫一些国家选边站队。此举将极大压缩相关国家在亚太地区对外政策上的回旋余地和战略缓冲空间，加剧矛盾与对抗风险，严重扰乱亚太地区秩序。

　　其次，威胁亚太区域价值链和供应链体系稳定。

　　亚太地区云集了除欧盟成员之外最主要的制造业和贸易大国，是世界范围内价值链分布最密集、供应链连接最紧密的地区，这使亚太各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投资领域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并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亚太地区各国对于共同抵御市场系统性风险，加强价值链和供应链合作的共识进一步提高。但是，美国却以疫情为借口将经济安全问题泛政治化，提出应依靠所谓“值得信赖的伙伴”构建“更为可靠和有弹性的供应链”。根据拜登政府2021年2月签署的“美国供应链”第14017号行政命令，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包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等被列为关乎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在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欲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地缘政治手段，重点围绕上述产品打造疏离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

　　事实上，对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不仅是其最重要乃至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具规模和增长潜力的海外市场之一，在原材料供应、零部件和中间品生产环节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如果这些国家遵循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而单方主导制定的经贸规则，在经济层面疏离中国，不仅将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将失去相关产业发展的自主权。毋庸置疑，美国将印太经济框架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用意识形态割裂亚太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图谋将恶化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环境，妨碍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

　　再次，加大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碎片化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亚太地区成为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协定衍生和扩张最为活跃的地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两大自贸协定在2018年底和2022年初相继生效，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对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意愿进一步提升，希望以CPTPP和RCEP为基础，加快推进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一个完整的高水平制度框架。

　　反观美国，近年来对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始终持消极态度，先是在2017年退出CPTPP的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又在2018年新达成的《美加墨贸易协定》中主导设立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排他性的“毒丸条款”。在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现有国家中，除了美国和印度之外大部分都是RCEP或CPTPP成员，如果美国强力推行印太经济框架的规则优先，或者制定一些针对中国的具有“毒丸条款”性质的规则，不仅将对RCEP和CPTPP的实施形成掣肘，也会使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前景蒙上阴影，从而极大迟滞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最后，对APEC合作产生离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