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俊：既要降成本 还要拓空间

　　小微企业是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中观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微观创新创业活力的重要源泉。可以说，小微企业发展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和体现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近年来，面对中短期疫情冲击和长期各类要素成本上升压力，当小微企业的经济效率提升不足以有效消化外部冲击和成本上升时，就更易凸显其经营困难、微利生存等问题。如何从根本上破解我国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困境，更大程度激发小微企业家的投资经营信心，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从经济学理论出发，优化小微企业发展环境、增强小微企业内生动力，可以从降低经营成本和扩大市场需求两方面推进。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小微企业扶持政策的主导逻辑是通过降成本为企业纾困。

　　首先是通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降低小微企业的经营成本，包括安排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专项资金，对经营困难的企业给予房租、担保费补贴，加大退税减税降费力度，退还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增值税存量留抵税额，允许小微企业缓缴社保费，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阶段性优惠电价和用水用电用气“欠费不停供”，激励运营商降低对小微企业的宽带和专线资费等。

　　其次是通过金融手段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包括央行通过增加再贴现额度，鼓励银行对小微企业手中的票据进行贴现，帮助其加速回笼资金，鼓励大型银行增加普惠小微贷款，使用再贷款工具支持地方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力度，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以及“省级再担保机构+基层担保机构”的担保体系，降低银行向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等措施，扩大小微企业融资规模，降低其融资成本。同时，针对中小微企业存在的应收款回款周期长问题，通过排查、惩处等方式督促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及时支付拖欠小微企业的账款，提高小微企业的自我造血和循环能力。

　　降成本政策对破解小微企业发展困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肯定降成本政策效果的同时，也需要思考：为什么近年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货款拖欠、税费负担重等问题总体上呈现缓解态势，但小微企业的经营困难和发展信心不足问题却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这说明，降成本政策固然重要，但这些政策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采取更加制度化的措施，如通过税收体制改革从根本上降低生产经营税负，通过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形成营商成本下降的长效机制，通过推动银行业市场结构、定价机制改革和信用体系完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降低小微企业创新成本等，从根本上形成为小微企业降成本的制度机制，使小微企业家形成稳定预期、“轻装”上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提振企业信心，不能只依赖降成本政策。降成本政策可能同时导致等量甚至更高的社会成本。一是不少降成本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性”或“零和性”政策，降低小微企业的社保成本、税负成本、电信成本、利息成本等，必然伴随着将这些成本向其他市场主体转嫁；二是降成本政策有可能产生“保护落后”的负面效果，经济下行虽然会导致企业利润滑坡、就业岗位减少等不良经济结果，但成本上涨和需求萎缩也会使产品和工艺相对落后、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生态环境不友好的落后小微企业退出经济体系，实现优胜劣汰，而“普惠性”的扶持政策在帮助大多数企业的同时，也可能延缓部分落后小微企业的正常退出，形成逆向选择的低效结果。

　　最重要的是，仅仅依靠降成本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小微企业家信心提振，原因在于，降成本政策只能帮助小微企业摆脱生存困境，渡过经济下行周期的短期难关，但不能为小微企业拓展发展空间。要使小微企业长期良性发展，就要使企业家既感受到“节流”的当下，又能预期到“开源”的未来。因此，从根本上提振小微企业家信心需要在拓展其市场发展空间方面下真功夫。

　　一方面，通过深化以“放”为主的改革，打开小微企业在服务业领域的发展空间。当前我国市场需求的缺口主要不是在工业领域，未来我国工业领域的供需缺口主要是部分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相对供给能力不足形成的局部短缺。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大背景下，国民经济的主要供需缺口是在服务业，是企业和居民消费服务化与服务业供给不足形成的供需缺口，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缺口尤为突出。鉴于此，要通过切实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打破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垄断，为小微企业进入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破除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