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最新新闻：《声临其境3》被诉侵权，湖南卫视不做回应（调查）(2)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占领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责任主体一般是节目的具体制作方。“如果制作方是电视台，由于侵权的节目组不是法人单位，这种情况就应由电视台来承担责任。有的节目存在制播分离的情况，制作方是第三方公司，那便由第三方承担责任。”

此外，为电视台提供版权的公司也有可能需要承担责任。

投资人、互联网商业评论人赵雨润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称，与影视版权不同，音乐版权分类很细。由于音乐作品主要是由集体创作的，作词、作曲之后又会产生诸如演唱、MV、配乐之类的衍生版权。音乐版权的多样性会造成版权的不完整，有时候一首歌往往有四五个版权，并且分散在不同的公司。

音乐版权的复杂性也造成了购买音乐版权的困难。可以肯定的是，原作者的作品如果公开发行过，其所拥有的版权便不再完整。对于使用方而言，便可能存在被版权机构违约的情况，比如支付费用后拿到的版权并不完整或已经过期，如果电视台继续当作完整版权使用，就容易与原著作权人产生矛盾。

为了方便管理分散的音乐著作权，我国成立了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下称“音著协”）。公开资料显示，音著协成立于1992年12月17日，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

实际上，音著协充当了使用者和著作权人之间沟通的桥梁。音乐著作权人可以成为协会会员，把自己的作品版权交给音著协统一进行管理，音著协再把作品授权给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机构。

有相关知情人士透露，广播电台、电视台可以和音著协签订许可付酬协议，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报酬给协会，协会再把这笔钱分给著作权人。此类服务对象主要是省级以上的电视台以及部分重点市级电视台，湖南卫视自然也包括在内。

不过，该知情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强调，音著协对于电视台的授权仅限于播放权，节目中对音乐的制作、改编不在音著协授权范围内，“制作、改编是要征求著作权人个体同意的，音著协不能代替作者去做决定”。

另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的说法，就算仅是管理播放权也会出现一些授权断裂问题，比如有时候著作权人给音著协的作品已经到期，但音著协还是继续授权给电视台，那么最终责任还是电视台来承担。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顺应互联网发展的变化，不能一直原地踏步，不然会跟不上社会节奏。现在经常出现电视台想用一首歌但找不到作者，或者作者想维权但是找不到负责人的情况。因为现在音乐制作速度很快，很多音乐创作者不是音著协会员，那么音著协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作者都收纳进来？”

4月14日，《国际金融报》记者向音著协方面发送采访邮件，希望该方面能够说明向湖南卫视提供的具体服务，以及解释是否存在版权管理断裂等问题，但音著协仅回复称，“不了解情况，不方便评论。”

维权意义匪浅

综艺节目侵权屡见不鲜，除了购买版权困难，维权难也是重要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维权举动都显得难能可贵。

知识产权保护人孙佳恩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音乐著作权人的维权过程并不容易。秉持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著作权人首先要证明音乐著作权的权属，也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原创。而有时候由于两首曲子音节、节奏比较相似，会导致法院很难判定。

一经确定侵权，便牵扯到赔偿问题。侵权案件最后主要通过经济赔偿和赔礼道歉两种方式来解决，而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普遍较低。

“音乐作品法律保护的力度很弱，目前如果能赔偿到两万元就算高的了，有时候赔偿费用甚至抵不过维权成本。音乐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力度如果跟不上去，会加剧侵权的频繁发生。”孙佳恩指出。

此外，著作权维权周期普遍较长，往往使人心力交瘁，并且最后的结果也难以令人满意。长此以往会形成恶性循环，劳动成果得不到尊重，原创音乐人也难以有动力生产出优质音乐。

从目前的大环境来看，除了电视综艺节目，商场背景音乐、短视频都是音乐侵权的重灾区。并且，像抖音、快手这类平台，短视频音乐的商业使用和非商用界限难以界定。一旦要维权，过程势必是艰难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维权事件增多也是版权意识普遍提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