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们”纷纷退休 中国家族企业面临接班人之问

　　继去年阿里巴巴马云宣布退休，近日“郭台铭将退休”的新闻，再次将退休和大企业接班人的话题推上舆论热点。

　　在中国，80%以上的民营企业都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代际传承作为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关键要素，却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实现得并不顺畅。现实情况是，近年来，中国的家族企业已经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

　　未来十年，近300万家族企业将面临代际传承问题。但胡润百富榜调查发现，近50%甚至更高比例的家族企业二代并不愿意继承父业。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数据显示，82%的家族企业二代“不愿意、非主动接班”。为何中国的“家族企业二代”不愿意接班?

　　理解中国家族企业所面临的“代际传承之困”，二代自主权、权威合法性与比较期望、隐性知识转移、价值观差异等多个维度，或许都有助于思考这个问题。

　　二代经历的影响力

　　在企业传承过程中，二代的成长经历究竟会给企业带来何种影响?

　　(1)童年经历

　　童年时期的经历对个人信念与偏好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家族企业初建期的二代，对于企业会存在一种复杂的“排斥”情感，这种情感通过两方面对家族企业二代的信念与偏好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二代对于父辈所创立的事业缺乏认同感。

　　第一，与二代所处的环境不同，家族企业的一代创立者大多是为了生存而创立企业。但二代成长在物质生活优越的环境下，生存早已不再是当务之急，与“草根”父辈相比，他们更缺少艰苦创业的精神。

　　第二，处在初创期的家族企业，父辈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企业中，家族企业二代即便理解父辈的创业不易，也会认为企业的存在剥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父辈关爱，从而使得二代认为初创期的企业才是父辈最宠爱的“孩子”，这种在童年时期所形成的对于企业的嫉妒心理会持续几十年，进而给企业传承带来意外的困难。

　　二代在继承家族企业之后对父辈所创立的事业缺乏认同感，为避免这种在信念与偏好以及情感上与父辈可能存在的冲突，二代并不愿意继续在父辈的领域内经营,而是希望脱离父辈，从事自己感兴趣的行业，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成为二代在继承企业的同时又跳出父辈经营领域的绝佳策略。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家族企业初建期的二代更倾向于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其他行业经营。

　　(2)海外留学经历

　　除早期的童年记忆外，教育经历也对个人信念与偏好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与家族企业一代相比，大部分二代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与父辈的教育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他们往往具有更加专业化的管理理念和行业知识。二代的海外留学经历从三个方面影响着企业的代际传承。

　　首先，家族企业二代的海外留学经历使他们接受了相比父辈更加系统科学的企业运作知识以及管理理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与其父辈的知识见解不同。其次，个体的教育水平越高，其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也越强，导致其创新意愿及风险偏好也越高。最后，二代在海外留学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减少与企业接触，从而对于一代所建立的政商关系、人际关系等缄默资本的继承会处于一段真空期。

　　一方面，这些缄默资本本身难以直接传承;另一方面，这些缄默资本也许是很多接受过西方现代经营理念教育的二代所不愿继承的。而在中国这个“人情关系”社会中，社会关系往往对于企业的发展会起重要作用，这就导致二代如果继续在父辈的产业领域内经营会步履维艰。

　　在这种情况下，由留学经历所导致的两代人价值观差异也会促使二代，更倾向于脱离父辈的产业范畴。据此，本文提出另一假设：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家族企业二代，更倾向于通过跨行业并购进入其他行业经营。

　　(3)家族企业外工作经历

　　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企业高管在步入社会后的社会履历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Custódio研究企业高管的工作经历对其管理行为的影响发现，具有金融行业工作经历的CEO倾向于更高的风险偏好，他们在管理企业过程中通常会使公司持有更少的现金以及更高的负债。同时，具有金融行业工作背景的CEO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也更加积极，更有能力解决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

　　高管的社会履历能够“外化”为企业价值，例如更高的并购绩效、更加经验化的管理理念，甚至更加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出于职业锻炼和个人偏好的原因，很多家族企业二代在完成正规教育后并没有直接进入家族企业，而是在家族企业外寻求工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