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卖医师就诊号源 一些陪诊师换上马甲成了“黄牛”(2)

记者提供患者的相关信息并支付了500元服务费,几分钟后便收到指定医院的短信验证码。记者将验证码提供给陪诊师后,很快就收到了预约成功的短信和挂号单,时间、科室、主治医师都与前期和陪诊师沟通的一致。

也就是说,在官方系统显示这名医生原本已经预约满员的状态下,陪诊师经过一番操作依然能够顺利挂号。

次日一早,记者按照陪诊师的要求,用患者的身份证到门诊处办理京医通卡,并在自助机上缴费60元取就诊号,上午11点左右与医生见面。整个流程与正常挂号并无差别。

在排队至就诊过程中,陪诊师与记者保持联系:“提前把病历和问题准备好,充分利用好就诊时间”“上午11点停止取号,10点到医院就可以”……

在候诊区,记者遇到一对来自安徽的祖孙,孙女陪着奶奶过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她们与记者挂了同一个专家号。记者问怎么挂上号的,对方回复说:“专家号太难挂了,我们提前半个多月在网上预约,正常的号早就没有了,这还是加的号,上午看不了,得等到下午才行。”

记者注意到,加号的患者在叫号台上的显示方式与正常预约不同,会在患者名字后面多一个“加”字。记者将自己的挂号单与通过正常途径抢到号的患者的挂号单进行比较,发现形式一致,并无“加”字。

同一位专家的号,同样在平台预约,为什么患者挂不到,陪诊师却能挂到呢?对此,上述陪诊师回复称,挂号平台放号的时候,靠患者自己抢很难抢到专家号,“我们有特殊渠道,找关系提前留好了号,所以才可以轻松地通过平台挂到专家号”。

倒卖医师就诊号源

属于黄牛倒号行为

陪诊师具体能不能提供挂号服务?

在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鑫看来,不管是否提供陪诊服务,任何形式的医师就诊号源倒卖,不论加价多少,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一元钱,也应遭认定为倒号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市场规则,还触犯了国家卫计委、公安部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打击黄牛倒卖医院号源的相关规定。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指出,一些陪诊师长期在医院活动,往往能够洞悉医院的一些内部机制,甚至利用一些不正当手段干扰正常的就诊秩序。

“他们通过抢占号源、利用管理漏洞等方式,使得原本应由患者预约的号源迅速转到他们手中,并在短时间内高价转售。”邓利强认为,这种利用医院资源牟取私利的行为,无疑是对就诊秩序的严重破坏,应遭明确界定为“黄牛”行为。

采访过程中,有业内人士坦言,陪诊师准入门槛低,缺乏统一、专业的管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随着陪诊市场规模增大,一些“黄牛”“医托”或医药代表也以陪诊之名,行营销之实,扰乱医疗秩序,因此有规范的必要。厘清了谁来规范,谁来处罚,陪诊师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就解决了一大难题。

受访专家也担忧,与过去打击“黄牛”行为相比,陪诊师职业的存在使得辨别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邓利强说:“‘黄牛’倒卖就诊号行为在交易过程中可以遭公安机关取证并打击,而陪诊师则往往难以界定其违法性质,由于线上实名制预约的方式已经比较普遍,目前社会对‘黄牛’倒卖行为的关注度已经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陪诊师行业中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医院作为事业单位,其保卫处没有对外执法的能力,因此打击陪诊师行业的违法行为需要有关部门积极行动。”

服务边界尚需界定

行业规范亟待健全

在今年1月份的上海“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关注到了陪诊行业目前存在的问题,给出了《规范陪诊服务,健全就医保障体系的提案》。

该提案指出,由于目前陪诊服务缺乏相应的准入标准和监管规范,陪诊服务的边界存在灰色地带。如何细化服务需求,界定服务边界,并提供服务保障,规避乱象,做好陪诊服务管理,已成为迫切且必须解决的社会建设新课题。

该提案建议,推动陪诊行业资质认定,确定各方监管责任。同时探索保险偿付机制,将有准入资质的陪诊人员的陪诊服务或陪诊环节的部分服务纳入基本医保范畴。另外还应加强属地、行业的综合监管,对陪诊行业的资质审查、实名认证、规章制度、服务类别、服务流程、服务内容进行规范。

在刘鑫看来,陪诊行为虽然发生在医院,但并不属于传统医疗服务的范畴,因此难以由医疗部门直接出台规范性文件。同时,由于陪诊服务具有小众性和特殊场合性,市场监管部门也很难针对其制定专业性的标准。建议有关部门,尤其是医院,应在医院门诊大堂或官方网站发布相关提示和风险警示,提醒陪诊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签订书面合同,以保障双方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