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不便、孤苦一人……孤寡失能老人余生能托付给谁？(3)

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欣认为,民法典虽然明确了“组织”可以成为意定监护人,这是社会监护服务组织担任意定监护人的制度依据,但细则仍需完善,比如,意定监护人承担的监护职责与社会工作中的“照护”有显著区别,社会监护服务组织培养监护理念需要时间。

“监护监督环节缺失。社会监护服务组织担任意定监护人,无论是延续‘代理’或是‘事务辅助’框架,遭监护人意思能力的缺失(无法监督监护人是否按本人意愿)往往让原有的监护体系失去平衡,仅依靠当事人间的意定监护协议或不能更好地保障遭监护人重大人身和财产利益,需要事前和事中监督,新监督体系的建立和规则的完善等实践也需要有步骤地展开。”李欣认为,这都导致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缺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完善监督监管制度

出台监护实施细则

根据公开信息,一些地方已经在探索建立社会监护服务组织。

2020年8月,上海市成立了全国首家专业从事社会监护服务的尽善监护服务中心。2021年11月,广东省第一家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成立。2023年10月,北京市老龄协会结合本地的服务实践经验,组织专家团队制定并发布了《老年人意定监护服务指引》。

孟强说,我国的监护制度正在进行改革,改革内容之一即是放开监护人的范围,引入非近亲属的其他个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并且强调政府民政部门和居委会、村委会的兜底责任。因此,为了让民法典规定的意定监护制度更好地落地实施,主管部门应当加快促进能够担任监护人职责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例如,在社会层面开展担任监护人职责的法律知识和照料看护代理等技能的知识普及、职业技能培训,对有关社会组织的注册、执业等提供便利,完善监督监管制度,为遭监护人提供物质层面的帮助帮扶和法律层面的保障。

李欣认为,应该以意定监护制度的地方性实践和案例为蓝本,逐步在地方性立法中对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监护监督做细则性规定,监护监督措施包括监护协议登记、社会监护服务组织主动监护报告、民政等部门的监护审核等。

“探索新型的社会监护服务机构运营模式,引导监护关系中各利益主体间良性互动,推进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的互补。”李欣建议,还要加强对担任意定监护人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法律指引。明确“监护”与“照护”“陪护”的职责区分;允许依监护类型界分监护职责;围绕“协助决定”的监护理念,规范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监护人的监护权限和义务;明确监护不当的法律责任。

在李欣看来,加强对承担意定监护职责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法律治理也很有必要,比如规定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的专业资质、监护框架、监护的开始与终止、担任监护人的利益冲突和回避等细则。

受访专家还建议,可以在民法典框架下,由立法机关出台有关意定监护制度的单行法规,对包括社会监护服务组织在内的意定监护健康发展提供规范依据。

李欣认为,为促进意定监护制度对个人养老需求的回应,未来在积累大量实务经验后,期待在“尊重自主决定权”及“协助决定”理念指导下,立法机关出台有关意定监护制度的单行法规,或由司法机关出台监护实施细则。

“意定监护制度在实践中尚未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同时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比较简略,相关司法解释只是补充规定了意定监护协议的解除和监护人资格的撤销问题,未来需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意定监护制度,实践上需要相关配套制度在立法层级中得到确认,让意定监护制度能够生根发芽。”孟强说。

他认为,相关法律法规乃至部门规章,可以围绕民法典意定监护制度进行相关的配套制度完善工作。例如意定监护的登记制度,意定监护的监督监察制度,从事意定监护相关任务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及个人的组织、培育、管理制度,以及对需要设立意定监护特定弱势群体的精准帮扶制度等。

“在具有意定监护制度立法的一些国家,要求双方在达成意定监护协议后,还需要将协议在公权力机关进行备案登记,以便交易第三人进行查询,保护交易安全,同时也避免事后的纠纷。”孟强呼吁,未来应当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规定意定监护的登记制度,使这一制度能够平衡监护人、遭监护人与第三人的利益,更好地发挥意定监护制度的预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