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辩到底：我的法律人生(2)

影响人一生的很多重要决定都是由他人作出的，完全不受我们左右。也许，对我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我祖先作出的：离开波兰的小村庄，来到纽约。如果他们和我的诸多亲戚一样仍待在欧洲，我可能早就在大屠杀中死于非命，那场可怕的系统性种族屠杀开始时，我刚好三岁。我那些留在波兰的亲戚几乎都被纳粹杀害。这可能就是为何大屠杀对我们这代犹太人影响深远。感谢上帝和我祖先的远见，我们才得以存活。

我的生活与我的祖父母和父母都大不一样。祖父母早前生活在波兰加利西亚的犹太小村庄，父母生活的地方包括曼哈顿下东区、威廉斯堡、皇冠高地和布鲁克林的博罗正统犹太社区。他们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除了上班外，也没去过什么地方。我的祖父母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去世的，他们从未坐过飞机。我的父母几乎不听音乐会，不去百老汇剧院或观看舞蹈表演。他们没有什么艺术品和书籍，也没有什么古典唱片。他们从不光顾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他们的文化给养都和犹太人有关——唱诗班的颂唱、意第绪剧院、正统犹太拉比的演讲、犹太博物馆、卡茨基尔山和迈阿密海滩。

我的成年生活则大不相同。我环游世界，与各国领导人会面，收藏艺术品，热爱音乐会、戏剧表演以及其他文艺活动，我过着世俗生活（尽管我也喜欢唱诗班的音乐、犹太人特有的幽默、迈阿密海滩和牛肉三明治——后者迈阿密海滩可没有）。

但我仍是一个犹太家庭的子孙。尽管我的生活轨迹有所不同，但是我也不可能在没有讲述我的背景和家庭传统的情况下，说清楚我是谁以及我的发展历程。正是这些过去塑造了我，形成了我对这些过去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给予我需要的工具选择哪些传统应该接受，哪些应该放弃。

我出生在一个对宗教、道德、政治和社区活动极为看重的家庭。我们生活的社区邻里关系相当紧密，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地位很重要，家族脉络也是。但是我成长的时代已开始出现些许变化、发展和机遇。

尽管现实中仍随处可见对犹太人的歧视——大学入学、就业、生活区和社交场合——但是我们这一辈坚信我们会无往不胜。既然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能在布鲁克林道奇队担任二垒手，就没有什么我们做不成的事。可能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鲁克林走出这么多成功人士的原因。（1971年，我获选成为四十位优秀年轻学者之一。当我们在加州帕洛阿尔托聚在一起时，发现近一半人与布鲁克林有渊源！）我们是冲出藩篱的一代，站立在我们移民祖辈和工人阶层父母的肩上。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先辈聪慧，只是有幸生在了一个受教育机会更多、职业选择机会更广、经济蓬勃发展的好时代而已。就像我在哈佛大学商学院附近看到的一个汽车贴纸所言：牛市不用动脑筋。我父母成长时正值大萧条，而我却赶上了牛市。

不讲清楚我站在谁的肩上，我不可能说清楚我的世界观。因此，我将从头开始讲起，让我最早的记忆登场。

当然，塑造品行的个人经历不会在儿童期或青春期结束。学习永不停歇，至少对那些拥有开放心态和胸怀的人而言。据说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妙语：“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的保守派，我就可以给你介绍一个缺心眼的人。给我介绍一个年老的开明人士，我就可以给你找到一个没头脑的人。”一些年轻的自由派随着年龄增长、经济安稳和家庭重负变得愈发保守，的确是事实。同样，一些年轻的保守派人士在和他们的子女寻找共同点时，也会变得愈发开明。另一些人会坚守他们早期形成的世界观，这取决于他们选择何种生活道路。

我有幸过了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活。尽管我对一些特定问题的看法早已成形，我的根本价值取向仍保持开明不变，原因可能是我的成长历程，也可能是由于我常年和学生在一起，他们将年轻人的想法带到了课堂。如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我有幸一直生活在太平盛世，虽然生活也时常充斥着矛盾和冲突。

成年后，我参与了为罗森堡夫妇呼吁正义、废除死刑和终结麦卡锡主义等活动。在大学本科和法学院学习期间，我对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和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成为法官助理后，我有幸在美国司法史最动荡的时代，参与了沃伦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时期一些最重要的宪法案件。我亲耳聆听了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亲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参与了肯尼迪遇刺后的若干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