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易新闻头条：武汉一医生每个月下乡给乡民义务坐诊 一诊就是十年(2)

    这样的意识不足还表现在不能规范用药。结核病的治疗至少得坚持6个月，有的老乡吃了一个月的药，感觉咳嗽好了，就自己停药，结果病情反复发作，愈演愈烈。

    “其实只要及时确诊，规范治疗，就可以很好地控制病情。”杜荣辉决定和当地卫生部门联系，扩大义诊范围，帮助更多的乡亲们。

    通城县疾控中心则积极响应，在与患者协商讨论之后，义诊时间固定为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如果实在走不开，杜荣辉会提前一两个星期给刘葵打电话，调整义诊时间，以免老乡们白跑一趟。不过这样的情况极少发生，她总是有意识地把时间腾出来，因此，在各类学术会议上露面的机会少了很多。

    最远的病人从20公里外的塘湖、麦市赶来。在接受诊疗之前，他们需要先赶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然后乘坐早班客车，最后步行到达疾控中心一楼的专科诊室。

    基层缺乏医疗优质资源，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在CT影像上，肺结核、尘肺、炎症等一系列肺科疾病的表现非常相似，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误诊。地方医院救治条件有限，很多时候病人只能去大城市的医院就诊。

    “小病大治”有时会直接导致病人放弃治疗。如果杜荣辉没有帮助李明减免1000多元的纤支镜费用，这位来自通城县塘湖镇的77岁老人也许会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拒绝住院治疗。

    病人被确诊肺结核后，国家会为普通结核病患者免费提供链霉素、乙胺丁醇等一线抗结核药品。然而，年龄较大的患者往往多病缠身，抗结核药有时会与其他药物药性发生冲突，诱发老人们的旧病。

    在杜荣辉接触到的案例里，就曾有病人因为免费药里的丙酰胺复发痛风。

    另一方面，一些疑难杂症患者需要的药物，在小县城里并不常见。遇到这种情况，杜荣辉就会从武汉购置，再邮寄给通城县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最后转交到病人手里，“一方面是病人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些病人不要断药”。

    遇到一些病情严重、不方便行动的病人，杜荣辉还会充当上门医生的角色。10年过去，通城县的所有乡镇几乎都留下了她背着药箱和听诊器下乡送诊的足迹。

    因为痛风，方金坐了半年轮椅，家人害怕肺结核的传染性，让他独自住麦市镇冷段村的偏屋里，孙子则被接到外婆家。

    省城来的专家杜荣辉出现在这里，仔细询问用药感受、病情变化之后，对处方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仅仅一个月后，方金可以拄着拐杖前往疾控中心。

    等到老人完全恢复，杜荣辉还给他的家人挨个做教育工作，打消了全家人的顾虑，山村小家庭里恢复了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场景。

    2014年，外出打工的章恒感染结核病，回到通城县沙堆镇老家。有3年时间，正值壮年的他一直待在家里，极少外出，因为不想传染其他人，也害怕其他人的歧视。缓慢的疗效影响了他的信心，用药也断断续续。

    在防疫站医生的建议下，章恒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杜医生问诊。杜荣辉一边安慰、鼓励，一边批评，“随意停药，结核病永远治不好。”

    从此，章恒按时复诊。2019年9月，在与肺结核相伴5年之后，章恒完全康复，开始外出打工的新生活。

    很难想象，与大量结核病人的频繁接触，杜荣辉似乎完全不担心被感染。

    她说专业知识是她对抗肺结核偏见的武器。肺结核是一种传染性极低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不是所有肺结核病人都有传染性，人体内有巨噬细胞能够吞噬结核菌……

    继续追问下去，她才会说，“当然还是有风险，但只要经常锻炼身体，免疫力就没问题。”

    10年的坚持，有太多付出。

    2016年，通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武汉市肺科医院正式合作，组成医疗联合体，义诊走向规范化。通城县疾控中心曾多次提出派专车接送，尽管回乡一次的油费与过路费超过500元，杜荣辉还是委婉地拒绝了。

    丈夫陈彪继续担任杜荣辉义诊路上的专用司机，因为下班的车流而堵在武汉二环、三环是夫妻俩共同的记忆。有记录的120多次义诊中，陈彪绝大多数时候都以开车接送默默地表示对妻子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