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教室里的权威(2)

    一周的忙碌中，方圆忘记了这件事。周末，整理与小郭的谈话记录时，方圆突然记起了这件事。“我当时内心涌起了一股小小的兴奋。”方圆说，“连我都忘了，她能记得吗？明天正好可以借机会好好教育她，告诉她即使是自己感兴趣的事，如果不努力依然写不出来（作文）。”

    第二天，方圆郑重其事地找小郭要作文。没想到，小郭毫不犹豫地从书包里掏出写好的作文，并带着灿烂的笑容把作文递给方圆，“我准备好的一堆话完全说不出来了。”错愕的她“毫无作为地慌乱离开了”。

    这件事给方圆的触动很大。她总在问自己：“为什么在记起作文时那么兴奋？”因为“以为又抓住了学生可以供自己教育一番的一个问题”。方圆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时刻找到学生的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而办法就是讲一堆大道理，教育之。”

    这种现象在教师群体中很普遍。王富伟接触过一位闫老师，曾经与学生相处得特别不好，一位学生每当听到闫老师外出学习不在学校的消息时，心里特别高兴，“她可算走了，见到她我有时候害怕的心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这位闫老师凡事力求完美。为了取得好成绩，同时为了培养学生做事认真的态度，几乎每一项活动都会亲力亲为，甚至每一个图钉的摆放学生都得向她请示。

    这背后，是一种 “高高在上”的教育观。

    而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是会传染的。为了帮助小郭，方圆安排了两名同学辅导她，结果方圆发现，被安排的孩子说话完全学着老师的口气：“你快做”“不许玩”。

    改变需要从老师开始。

    “需要有意识地从‘严管’到学会‘倾听’和‘发现’。”王富伟说。

    方圆从改变自己开始。她不再使用抓问题、讲道理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而是找闪光点，现在小郭已经完成了“树系列”“雨系列”等一系列有意思的作文。

    不考虑学生需求的帮助也可能变成一种伤害

    提到师生关系就一定逃不开老师与“个别生”的关系。

    很多老师都说，多年以后仍能跟自己保持密切联系的，往往是当年班上最淘气的学生，甚至就是那些个别生。言外之意是，老师们往往对个别生花费了更多的心血，从而更可能产生深厚的情谊。不过，有时候这个“更多的心血”也会成为师生关系中的一个“坑”。

    李龙是一名历史老师，从教7年也当了7年班主任。这7年中让印象最深的学生就是小余。

    李龙教小余所在班的历史课，却不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李龙开始注意小余，是因为他爸爸的一封感谢信，感谢英语代课老师的认真负责，让很久没有写过作业的小余开始完成英语作业了。

    期末复习阶段，一天放学后李龙帮自己班的几名同学听写单词，小余从教室门口飞奔而过，李龙叫住他并邀请他加入。小余一个词都没写出来，不过却整齐地把正确单词抄在了黑板上。这个细节让李龙觉得小余“可带”。

    “我一直认为学生的进步与老师和家长的期望是密不可分的，我希望通过鼓励和培养，让小余在学业上取得进步。”李龙说，于是，李龙对小余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教小余使用记事本、帮他分类整理试卷、建立错题本等。

    小余有了变化，有些学科的成绩从二三十分到了及格。小余越是进步，李龙就越想“培养”他。

    小余喜欢踢球并参加了学校的足球社团，李龙觉得这太耽误时间，把小余从课余时间活动的足球社团转到了课内时间活动的金鹏社团。

    虽然这个变化李龙跟小余商量过，但是小余依然很沮丧，不过，他对金鹏社团的活动并不抵触，还参加了养蚕活动，成为社团中唯一一个成功做到“破茧成娥”的人。

    就在一切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时，李龙看到了一张让他心痛的照片。

    那是一个周日，李龙无意间看到工作群里的足球比赛照片，照片中有小余。“作为班主任，年级中有哪些孩子报名参加了我都非常清楚，唯一不知道的就是小余！他瞒着我报了名”。

    李龙那天的教育日记只写了两个字：“终结！”

    觉得自己尽心尽力地为学生着想的李龙，对这样的结果极为失望。他开始与小余“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