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传销犯法案件观测研究

曹艺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摘 要：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传销犯罪的作案方式和手法也不断推陈出新，其中微信传销作为网络传销犯罪的新形式，具有难以侦查、难以取证、难以侦破的特点，近年来呈多发态势，给侦查工作带来新挑战。为高效打击微信传销犯罪，破解当前侦查取证困境，提出针对性的侦查思路和对策，应当加强数据巡控，扩大案件线索来源、从注册公司入手开展侦查、强化电子证据收集，形成完整证据链、通过资金流向梳理组织层级结构、加强与互联网公司协作，从而提高办案效率，精准有效打击微信传销犯罪。

关键词：微信传销；作案模式；侦查难点；侦查对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商业营销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销犯罪也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衍生出新的犯罪手段。在各种新型网络传销犯罪案件中，基于微信平台的传销犯罪具有一定代表性，一方面微信传销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极大地提高了宣传效率与蔓延速度，另一方面互联网的隐蔽性又为传销犯罪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因此微信等传销犯罪活动的危险性呈几何数倍增形式上升，同时也对侦破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与需求。

近年来，微信传销犯罪高频出现，根据《2017年度传销态势感知白皮书》 显示，截至2018 年2月底，相关部门共发现涉嫌传销组织或平台3534家，相关参与人数高达3176 余万人，其中在2017年涉嫌传销组织或平台数量出现井喷式爆发，占比高达总数的58%，单年新增数量高于2017 年之前所有年份的总和。[1]微信传销活动日益猖獗，互联网金融市场面临严峻挑战。通过对白皮书中提供的大量数据以及实发案例进行梳理，可以分析出微信传销犯罪所具有的发案特点。

从作案手段来看，微信传销多表现为打着“微营销”“微商”等旗号，给微信平台中的潜在发展对象洗脑，销售低质量、低成本商品甚至三无产品，引导参与者为了回本和获利而继续发展次级代理，进行层级计酬。如2014 年出现的全国首例微信传销案，自称“亚洲催眠大师”的陈某打着“月入百万”的口号，在全国各地进行授课宣传，教人如何使用微信，传授其所谓的成功经验，并宣传这些课程的代理权、发展新会员；又如2020 年贵州省查处的“杜鹃公主”内衣传销案件中，组织者以“内衣销售”为噱头，根据发展下线的数量和销售业绩设置会员等级，设同时设立多种积分奖励和复消奖励，借此鼓动平台会员大力发展下线获得奖励收益；再如2021 年湖北省查处的“TST 庭秘密”传销案件中，组织者通过微信、网页等多渠道进行宣传推广，发展会员，销售TST 牌化妆品、生活用品，该组织通过设置不同的奖金激励模式，吸引会员低价进货，组建团队，从而达到不断拉新的目的。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贪婪和趋利心理极易被微信传销犯罪利用，组织者通过虚构或者夸大等手段，引诱用户参与到传销犯罪其中，从线上宣传推广到发展下线再到完成资金交易，传销犯罪的各个环节均可借助微信平台，通过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得以实现。[2]

从涉案人数与涉案金额来看，微信传销的涉案人数远超线下聚集式传销，涉案金额呈几何倍数爆炸增长。浙江省遂昌县在2020 年查获的“超云合一平台”微信公众号涉嫌传销案件中，发展会员1 万余人，商品销售金额759 余万元；[3]2018 年蒙牛开发了一款名为“慢燃纤维奶昔”的微商专供产品，微商总代理通过传销模式在短短的7 个月内发展会员6 万4 千多个，吸纳资金超5 亿元；[4]2020 年上海市查获的“SSC 生活圈”微信传销案发展会员近3 万人，涉案金额近9 亿元；[5]“TST 庭秘密”微信传销案件发展红卡会员60 余万人，获利金额达1927 余万元。[6]涉案人数之多与涉案金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同时也给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带来挑战。

从涉案地域来看，微信平台有着强大的群聚效应和裂变式传播效应，这为传销犯罪发展潜在会员提供了可能与帮助。与传统的线下聚集式传销犯罪相比，微信传销的传播范围非常广，涉案区域遍布全国乃至全球。如在江苏警方侦破的“星火草原”特大微信平台传销案中，传销组织者多分布在北京、大连、重庆、深圳等城市，而平台会员则遍布全国各地；湖北省“云在指尖”微信传销案中会员人数280 万余人，遍及全国；2020 年广西警方查获的“斑美拉”特大传销案会员层级24 层，遍及全国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白皮书的数据统计显示，中部与东部各省是新型网络传销参与的主要集中地，其中以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为代表；在主要集中城市方面，深圳、北京、杭州等一线城市是重灾区，由此可以基本推断出，网络传销影响的广泛性与城市互联网发展程度高低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