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时代,上层人士都更接近于水资源,包括对水的利用、改造和占有。
不论古今,文明进程都离不开水资源管理。
水孕育了人类与文明,以各种方式渗入人的生产和生活。人类对水的控制和管理塑造了历史,也因之产生了特殊的水的观念与文化。我们可以在众多古代文明中看到水与人类的辩证性互动。当今世界,人口飙升、不当的水资源管理已经产生严重水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古代水资源管理及文明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具有高度现实意义。水资源管理研究不仅是以史为鉴的好课题,也是文明互鉴极好的切入点。众所周知,典范性的古代文明多与大河相关。如:哈拉帕文明被称为“印度河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被称为“两河文明”;黄河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水资源管理”,是人类干涉与调整自然环境的一种活动,是社会对于水自然流动的中断、改向或者收集,涉及一系列与水有关的任务,包括计划、建设、收集、分配、清洁与治理、冲突、礼仪等。对水的控制是人类征服自然物质的过程,可视为对水的“驯化”以满足人类的需要。
壹 六种水资源管理模式
要认识水资源管理及其与古代文明的关系,水资源管理的模式是很好的观察视角。费克里·哈桑教授主编的《我们时代的水历史》简要提及六种水资源管理模式。下面,我用多个古代文明背景中的案例来介绍和解释这六种模式。
水利工程模式:排水沟、堤坝、运河等形式的水利工程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需要较大的劳动力、施工和维护的监督管理。水利系统的管理通常被当作史前高度发达社会崛起的一种催化性力量。正是水的驯化使农业生活方式得以巩固和传播,从而引发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口指数性增长,城市出现,规模不断扩大。文明繁荣的基础是必须具有高产出的农业系统,提供充足的盈余粮食来支持社会分工。大型的水利工程为农业的发达提供了基础条件。
例如,在五千年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良渚人在山体间沟谷地带堆筑了高低两组水坝,水坝系统可能兼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方面的功能。该水坝的发现提前了中国的水利史,融易新媒体,反映了良渚社会高超的动员能力和水资源管理技术。再如中美洲的玛雅低地是新大陆主要的湿润地区,复杂的水系统曾在这里演化。在地势有限、季节性降雨充沛的地区,玛雅人开创了集约化沼泽农业。他们设计良好的水坝,用于在自然低洼地区截留水分,在雨季排出多余的水,在旱季合理分配。
生态模式:该模式指人类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如何影响生态。积极影响是指水资源管理保护改善了生态。《国语·鲁语》就记载“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意思是说在山上不砍伐树木新芽,在沼泽里不割取未成才的草木,禁捕有卵的大鱼和小鱼。可见古人很早就有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意识;反之,则是破坏了水资源。有证据表明,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人类活动就开始破坏水资源环境。《左传》记载,东周诸侯国间发生战争,军队曾向水里放毒导致敌方伤亡及水环境破坏。铜器生产活动也会造成水污染。例如,加拿大考古学者在约旦南部瓦迪费南地区现今已干涸的河床中就发现了早期铜燃烧造成污染的证据。此外,因为不当的水资源管理而导致洪灾、干旱等生态恶化,及其与文明崩溃的关系也是讨论的热点。
科学健康模式:这种模式在水污染和疾病的关系上有明显体现。水主要被视为一种化学与物理的物质,是一种潜在的病菌携带体。水井的发明就体现了这一模式。例如浙江嘉善新港曾发现良渚文化木筒水井,井壁为一木筒,井内充满灰黑色淤土,含少量陶片。井底垫一层厚10厘米的河蚬贝壳,可起过滤、净化井水的作用,说明良渚人已懂清洁用水。浴室的修建也是为了清洁卫生。致力于沐浴的城市建筑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巴基斯坦,在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时期,大浴池被建在城堡高处。沐浴既能清洁,有时也是仪式活动的组成部分。《管子·心术上》:“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这是描述降神的场面。为了降神,巫事先必须沐浴敷香,将“神舍”清理得极其干净。可见,这种仪式化沐浴是标榜身份、巩固权力的需要。
精神宗教模式:在每一次宇宙的或者历史的循环中,水既是万物之源,也是万物的终结者。在世界各大古代文明中,水有着很丰富的精神宗教含义。水与宗教、王权、丰产、神灵、纯净、死亡、治疗等均有着密切的关联。东周时期的“沉祭”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秦文献中有不少“沉物于河”来向河神祭祀或祈祷的记载。《左传 文公十二年》:“秦伯以璧祈战于河。”包山楚简中亦有不少沉马、沉玉的记载。大川往往有神灵,五岳四渎皆有神庙。近年研究大热的京杭大运河沿途信仰众多,有祭水神、风神、海神、河神等信仰。无独有偶,在玛雅文明的遗址中,有所谓“圣井”,那里经常举行祭祀雨神恰克的仪式,其间也会将人和玉器等投进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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