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行政机关来说,通过微信布置工作需要考量的问题还不少。从行政法角度来看,无论是布置工作,还是传递信息,都强调一定要送达。而通过微信布置工作,通知是否能够真正送达是个问题。另外,按照传统方式布置工作,强调面对面交流,一般信息都能传递、表述到位。而通过微信布置工作,不论是采取文字还是语音的形式,接收者是否理解到位也是个问题。”杨建顺说。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认为,微信发送信息只是表明向特定群体发送了信息,并不等于向所有人都发送了信息,也不等于该特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收到并阅读了发送的信息。从法律角度说,就是送而不达。如果用可能送而不达的方式开展工作,就可能出现失误。
微信工作信息、工作群数量越来越多,导致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问题随之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方开始积极行动。
近日,银川市委办公室制订的《银川党务政务微信工作群规定》提出,加大力度对微信工作群进行清理规范,保留有效管用的群,合并智能范围相近的群,解散注销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群。同时,要求建立党务政务微信工作群要经过单位集体研究,工作群不得随意扩大群成员范围,明确管理责任人,并报同级网信和督查部门备案。此外,工作群进出实行加群自愿、退群自由,不得硬性要求入群,各部门(单位)建立的微信工作群纳入本单位内部管理,接受同级纪检监察和网信部门监督监管。
此前,湖南省长沙市印发《关于开展为基层干部“网络减负”工作的通知》,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也启动了精简微信工作群行动,这些举措都得到人们的好评。
杨小军认为,行政机关过于依赖微信发送工作指令,确有形式主义之嫌。发送者满足于简单的发送方式,把方便留给自己,把不确定性留给他人。既不入室,又不见面,省略了面对面,沟通交流也不畅,只剩下越来越多程式化、符号化的东西。
“过多的微信工作群只会让便捷变为负担,减负势在必行。现在有些人的微信上动辄数百个‘朋友’、几十个工作群。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人可以应付、处理如此密集的信息?微信在方便人们工作交流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一种负担。如果基层工作人员长期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展工作,无疑会加重负担。”杨小军说。
杨建顺也提到,治理微信工作群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现象很有必要,“可以硬性规定微信工作群只能用来发工作通知,而不能在工作群里发布闲聊无用信息,防止有效信息被湮没。这样既能方便工作指令的传达,也能确保工作指令能够送达到位”。
杨建顺建议,从行政机关的角度来讲,针对微信工作群工作信息过多现象,除了出台一些具体规定之外,还可以发布一些带有倡导性、引导性、有价值取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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