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安全管理丑闻持续发酵，多年来监管只是“摆设”

界面新闻记者 | 陈升龙

美国航空业巨头波音接连遭曝出安全生产弊病，政府监管机构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的可靠性也持续受到质疑。国会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制定单独的航空安全立法。

迄今为止，至少已有10名波音“吹哨人”站出来指证前雇主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漏洞，不少人还被到事后报复，甚至有一名前安全质量管理经理在出庭作证之前离奇死亡。

根据航空航天专业雇员协会的公开声明，2022年，两名波音安全工程师在监督777和787机型的电路安装时，依据FAA的适航批准指导，坚持要求重新评估工程计算，但被到管理人员强烈反对，理由是那样做会耗费资金并导致生产延迟。

经过六个月的拉锯，最终在协会的介入下，波音不得不重新分析工程计算。然而到了2023年年中，这两名工程师的主管对他们的工作表现评定为“负面”，导致他们的薪水和晋升都受到影响，甚至面临遭裁的风险。其后一名工程师辞职，另一名则在内部汇报系统中对雇主的报复行为进行举报。而波音的反馈是，他所反映的“报复”不符合法律定义，因此不予受理，并拒绝调整考核结果。

按照更新的法律规定，波音内部有1000多名工程师遭授权作为FAA的代表进行独立监督，管理层不得出于成本和制造进度的理由干扰其工作。对于该工程师提出的指控，FAA要求波音进行监测、报告和侦查，并向FAA提交结果。

波音向FAA提交的报告结论是，工程师的监督工作没有受到影响。航空航天专业雇员协会已于2024年4月18日向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查看该报告。波音则回应正“评估相关要求”，相关文件是内部保密文件，一般不向第三方提供。FAA委托的一个独立小组于今年2月发布报告，证实波音安全管理系统在不同层级的员工中造成混乱。一些前雇员认为这样的报告来得太迟。

尽管大小事故不断上演，但作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商之一的波音总能轻松通过监管和审查。与此同时，公众也不断质疑FAA对这家公司的监管过于宽松，默许后者“自检自查”。早在2008年9月，波音就发现777客机上安装的紧固件不符合FAA安全标准，但直到两年后才彻底解决问题。

2018年和2019年，两架737 Max分别在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尼西亚坠毁导致346人罹难。该机型于2017年3月通过FAA的审定，随即投入商业运营。2020年的国会侦查结论显示，技术设计缺陷、对飞行员反应的错误假设，以及波音和FAA的管理失误，是导致上述两起空难的原因。

参众两院于是在2020年12月制定《航空器审定、安全和责任法》，其中就包括要求FAA改变将安全监督委托给波音的做法。同时FAA也承诺将严格监控波音飞机的质量。但批评者指出，3年多过去了，相关改革的执行效果微乎其微。

上周，参议院罕见针对波音的生产和管理问题同时召开两场听证会。前述两起空难的遇难者家属、波音和FAA的前雇员等悉数到场。议员们担心，作为负责民用航空管理的联邦交通部下属机构，FAA在解决波音安全文化和质量控制流程方面做得还不够。

航空安全基金会执行董事、前波音公司经理Ed Pierson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10年里FAA的标准一直在下降，似乎忘了自己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公众安全，联邦交通部也没有充分参与对FAA的监督。听证会过后，多名参议员表态要针对FAA官员召开听证会，以侦查其监督能力，并继续填补权力漏洞。

多名波音和FAA的前雇员指出，波音在1997年与麦道合并时就埋下了祸根，后者因其削减成本和偷工减料的做法而臭名昭著。麦道前首席执行官（CEO）Harry Stonecipher于2003年担任波音CEO，他在任期间轻视工程专业知识，打压经验丰富的员工，并授权管理人员大力削减成本，将盈利能力和股价凌驾于乘客安全之上。

与此同时，在行业说客的影响下，多年来FAA采取“委托监管”做法。他们相信这些大型企业比政府更了解自身业务，永远不会因为担心声誉受损而制造劣质飞机。在2018年737 Max空难发生之前，融易新媒体消息，波音的大部分监管工作都是内部部门进行的。

非政府组织“响应性政治中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5年中，波音为游说国会和联邦机构至少投入了6700万美元，过去10年，波音的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还向联邦选举活动砸了2500多万美元。

与其他大企业一样，波音和联邦政府高层之间长期存在一扇“旋转门”。当年波音与麦道合并，美国政府持鼓励态度，部分原因是五角大楼希望承包商之间进行更多的整合。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曾任命波音高管帕特里克·沙纳汉为国防部长，但后者很快因涉嫌利用其职权为前雇主进行宣传而离开五角大楼。不久之后，波音又任命特朗普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为董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