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有一种在蒙古国极为畅销的烈酒就能说明这个现象:当地有一款名为Чингис архи的伏特加,价格便宜、口味辛辣、包装豪华,深得蒙古族人喜爱;不但占据了蒙古国当地烈酒市场的30%份额,融易新媒体,甚至在中国都颇受欢迎。
Чингис архи 伏特加
但早在2013年,它却被蒙古国议员作为不正当使用成吉思汗像的典型反面案例,推动一项规范使用成吉思汗像法条的落实。
而之所以被作为反面典型,是因为一场连锁效应。
蒙古族人爱喝酒,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可以365天周而复始地从早上喝到晚上,酒喝的多了,瓶子也就多了,随地一扔,就会让带有圣像的畅销酒瓶与垃圾混杂在一起,这便会玷污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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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敏感与尊重在蒙古族人之间是相通的,在中国,为了规避可能存在的滥用现象,特别形成了法律规范。
因此,当你在主流电商平台检索“成吉思汗”时,除了看见挂像、雕塑和图书以外,只会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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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范使用的担忧之外,蒙古族人更担心的是传统文化的消亡。
根据数据统计,全球蒙古族人大约1100万,其中身在中国的大概有615万人、蒙古国320万人、俄罗斯8.22万人;随着地区城市化发展,越来越多的蒙古族人不必保持过去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到城市去拥抱现代生活。
蒙古国将近一半的人口为了现代化生活来到首都乌兰巴托定居。
比如,十多年前76岁的牧民Darii Garam为了后代能有更好的未来,不必再与草原牛羊作伴意搬到乌兰巴托居住,但拼搏多年以后,依旧无法在大城市获得立锥之地。
所以,多年以来他不得不在乌兰巴托郊区,搭建起传统蒙古包靠打零工挣钱。因此,生活贫穷到了冬天有时烧不起煤,只能靠烧轮胎取暖的地步。
像他这样的人在乌兰巴托郊区有22万,他们的蒙古包区被称作Ger district,颇有贫民区的意味。因此从某种角度说,蒙古包作为族群传统生活方式的符号,除了对于背包客来说是种浪漫以外,本身的魅力正在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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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没有先进落后之别,但生活是有的。如今在国内,蒙古族与城市文化拥抱愈发紧密。
在多年以前,《康熙王朝》《孝庄秘史》之类的电视剧爆火,里面描述马背得天下的历史,成了都市人心中的浪漫故事;因此 “ 到草原去 ” 也就成为了一个旅游主题。
记得那会儿,坐在我爹快散架的车里奔向北京以北的康西草原,看着周围的高楼变成矮楼再变成蒙古包,曾经小人书里那些幼稚的手绘画面正在逐渐立体,我头次感受到了一丝有别于都市生活的野性异域风情。
而在去年,当我在突兀耸立草原上的小院里,看见那些被豢养的瘦弱老马和晾在衣裳架上的面料闪得发光的蒙古袍时,整片草场瞬间充满了那种城市旅游小吃街上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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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落源自一种狭隘的游客式偏见,总认为原生态才是Local的、珍贵的。
每个游客在旅程中总是期待像格瓦拉的拉丁美洲旅程刚刚启程时,那句“我真高兴,我们已经把文明甩下,亲近大地了”样式的浪漫感觉,却很少会在意大地上的他者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但回想那次失落的草原之旅,我依稀记得,主人屋里挂着的那幅成吉思汗挂像,格外显眼;以至于离着十步开外,透过门廊,都能在关着灯的房间里,看到它。
你可以把它视作是蒙古族自我认知的一个锚点,它在都市白领的家里和牧民的毡房里,提醒着他们是谁,又从哪里来——尽管传统的游牧不是蒙古族人唯一的生活方式,但每一个人依旧可以从700多年前成吉思汗圣像中,获得在美丽新世界中生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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